一
　　 眾所周知，“三言二拍”，是出版于明末的五本白話短篇小說集。其中馮夢龍寫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與同時代人凌濛初寫的《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合稱“三言二拍”。
　　 從這部脫離了宋元以來口頭說唱話本，而以閱讀形式述諸案牘的古典名著中，掘得寶藏，啟引思路，改編成電影電視劇的作品，不能說汗牛充棟，但絕對可以說屢見不鮮。
　　 早在1957年，上海電影制片廠就根據(jù)《灌園叟晚逢仙女》改編成了故事片《秋翁遇仙記》，后來又由《錢秀才錯占鳳凰儔》，改編了曲劇電影《風雪配》。由《玉堂春落難逢夫》《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賣油郎獨占花魁》，分別改編的戲曲《玉堂春》《棒打薄情郎》《占花魁》等等，早已叫人目不暇給，眼花繚亂了。
　　 影視劇作品中的故事，畢竟經(jīng)過今人編劇導演的二次創(chuàng)作加工，自不如原著純汁純味兒。而讀過原書的人，掩卷而思，就一定會發(fā)現(xiàn)，“三言二拍”有相當多的篇章，主人公都是掙扎于社會底層的女性，其中還不乏淪落風塵的青樓女子。但在兩位老先生的筆下，她們卻被整塑得華麗轉身了。已不再是文人士大夫眼里，徒有柔弱的軀殼，只供欣賞的那種，楊柳細腰溜肩膀的病態(tài)仕女。而是賦予了她們喜怒哀樂，亦食人間煙火氣的內涵，和豪壯不輸須眉的品格風骨。讀來似有種一呼即出的感覺。
　　 三言二拍之所以開歷史先河，鮮見于此前任何一部古人之作，為底層女性，風塵女子不吝筆墨，張目發(fā)聲，筆者或有淺陋的一孔之見，與文友相析。
　　
　　 二
　　 馮、凌兩位老先生，均有一雙能闊視社會廣角，洞徹人間百態(tài)，如時下鏡頭一般的慧眼。而且亦具有精繪有如“清明上河圖”般長軸的工描細筆，這應該是這部名著成功的基礎。
　　 回憶當年在學校課堂上的歷史課，老師在講明代的歷史經(jīng)濟與社會發(fā)展時，清楚地記得，自明朝中葉開始，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在江南最富庶之地，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作為江南腹地蘇州人的馮夢龍，與生長于“湖絲衣天下”，被今人稱為世界絲綢文明發(fā)祥地之一的湖州人凌濛初，他們自然身處其中，親眼目睹，經(jīng)歷，見證了已經(jīng)發(fā)展至晚明的那一場潛移默化的社會變革。
　　 大家都知道，明代與歷史上以往的封建王朝一樣，在“重農(nóng)抑商”，鄙視商賈這一點上，是一以貫之的。而到了明代中后期，太湖流域的江南地區(qū)，絲織業(yè)取得了長足發(fā)展。原本只能稱為小門小戶的農(nóng)家副業(yè)經(jīng)營，開始喧賓奪主，逐步由副轉主了。先是向家庭手工業(yè)轉化，出現(xiàn)了家庭專業(yè)紡織戶，進而又上層樓，朝專業(yè)化和市場化邁進。這無疑使那種傳統(tǒng)的“男耕女織”封建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體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
　　 物質的誘惑，使離開了土地，以出賣雇傭勞動力為主要生計的“打工”一族，快速增長。竊以為，可能就像前些年離開土地，而去城里打工的農(nóng)民工一樣，趨之若鶩。
　　 絲織業(yè)和棉織業(yè)的發(fā)展，吸納了涌入社會的大批勞動力。而產(chǎn)品的劇速增長，又催生了商品流通貿易的繁盛。彼時，被一直壓抑著的商人，由于完成了資本的早期積累，腰包陡鼓，錢大氣粗，于是便大搖大擺，成了進入社會消費的主體。
　　 子曰：“君子好色不淫。”可那些招搖于市，流連于花街柳巷，豪擲千金的商人們，對于孔夫子這一早有的教誨，不啻于鴨子聽雷。酒足飯飽之余，勾欄別院，偎紅倚翠，自然成了他們尋歡作樂的消費常態(tài)。
　　 同樣，發(fā)生于柳陌青樓，浸潤著風塵女的血淚，與商賈們恣意蹂躪，凌辱于弱者的故事，也成為了晚明社會不可缺少的一個主要部分，每天都在以各種不完全一樣的情節(jié)重復上演。
　　 馮夢龍、凌濛初兩位老先生，面對身邊形形色色，光怪陸離的社會現(xiàn)象，焉能默默不聞，無動于衷！于是便把慧眼視角，和手中既如椽檁，又纖細若針之筆，探入了這個領域。遴選題材，編纂故事，就成為他們創(chuàng)作三言二拍，立足于社會大背景，為被輕賤侮辱的社會底層女性，奮筆疾書的一個主客觀的必然之舉。
　　
　　 三
　　 三言二拍，之所以寫出了那么多精彩的底層社會的弱勢女性和風塵女子，而且使她們一改舊時裳，以鮮亮豐滿的形象躍升于各篇小說的主人公，這與他們在價值觀人生觀的角度，對這一部分社會底層女性的不幸遭遇，生發(fā)和寄予了深切同情，當緊密相關。
　　 比如把發(fā)生于靖康國變，高宗泥馬渡江宋代的傳奇，拿到明代，以明人的價值觀，來演繹撰寫的《賣油郎獨占花魁》，還有為明代本朝名妓作傳的《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以及寫乞丐“花子頭兒”之女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題材的一系列小說，都堪稱膾炙人口，精彩無二。
　　 莘瑤琴在靖康南逃途中，被無賴鄰居卜喬騙賣給臨安娼家王九媽，培養(yǎng)調教。在被用計破身之始，即成達官巨賈們玩弄的金絲鳥雀。名聞西湖，十兩一夜的花魁娘子，卻被衙內公子掠陪游湖，遭百般羞辱，剝掉裹腳布，赤足流落街頭。恰遇曾為近一夜芳澤，而花了積攢多時的十兩銀子，卻只獲得一衫嘔吐穢物的賣油郎朱重。
　　 其后的故事中，馮老先生用花魁娘子自己的一段話，將這個煙花女子帶有的社會新階層色彩的價值觀，和渴望放飛自主的愛情觀，明確地揭示出來。“我自十四歲被媽媽灌醉，梳弄過了。此時便要從良，只為未曾相處得人，不辨好歹，恐誤了終身大事。以后相處的雖多，都是豪華之輩，酒色之徒。但知買笑追歡的樂意，哪有憐香惜玉的真心。看來看去，只有你是個志誠君子，浫蹹（音讀罕踏）你尚未娶親。若不嫌我煙花賤質，情愿舉案齊眉，白頭奉侍。你若不允之，三尺白羅，死于君前，表白我一片誠心?！泵嘶镒?，最終投向了小商人賣油郎的懷抱，體現(xiàn)了作者對煙花女子自主掌握命運，追求幸福，明智果敢的充分肯定，同時對男主人公賣油郎人品譽贊的抬愛，亦體現(xiàn)了超越世俗，摒棄重農(nóng)抑商，言商重商觀念上的與時俱進。
　　 杜十娘，這個悲劇女性，見諸于潘虹飾演的電影形象之后，更走進了千家萬戶。馮老先生對這個京城名妓的刻畫，亦稱得上盡善盡美。抱百寶箱投江的那一段，通過人物對話，和情節(jié)描述，入木三分地鞭笞了公子哥李甲始亂終棄的負心，與齷齪商人孫富不擇手段欲圖之的丑陋。從而烘托起，在尋求愛情上，雖是“煙花陋質”，卻不容污穢玷染，若芳蓮般圣潔與高尚的蓮心蘭質。讀之令人震撼。
　　 試想，作者如果沒有對這個悲劇女性人物寄予了深深的同情，沒有通過文中人，對社會不公欲行控訴和吶喊的初衷，是絕對寫不出這樣的文字，也絕然塑造不出如此牽動人心的文學形象。
　　
　　 四
　　 以大團圓的喜劇色彩，強調因果報應的審美，給底層女性，圓一個苦盡甘來的亮麗結尾，亦是這部名著能夠筆傳口誦，擁有廣大讀者群的一個突出特點。
　　 盡管從戲劇學的角度，都認為悲劇比喜劇更能打動人心，但國人還是對大團圓，都完滿，這樣的喜劇結尾更情有獨鐘。馮、凌兩位老先生，自然也樂此不疲，許多篇小說，都彰顯了以因果報應述說前緣后果的濃厚色彩，故由此也引發(fā)了一些爭議。
　　 比較重頭一些的，就是認為因果報應，是屬于唯心主義的范疇，極具主觀臆斷，異想天開的意味。筆者對此不敢茍同。竊以為是過于非白即黑，一加一只等于二的數(shù)學之論。
　　 拋開哲學理論層面的探討，還是回到社會現(xiàn)實中。三言二拍成書時的晚明，與四百年后的現(xiàn)在，人們期冀善惡到頭終有報，好人好報，一生平安的樸素愿望，并無多大差異。而這與因果報應并不相悖，應屬完全一致。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中，隨手可擷，閃耀著這樣熠熠光彩的浪花，比比皆是。
　　 1965年國慶頭一天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陳毅同志就曾于大庭廣眾中疾呼：“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边@樣的豪壯之言，在場能夠聽得懂漢語的人，都報以熱烈掌聲。
　　 老祖宗的詞典里，天道向善、天道好輪回，蒼天饒過誰、月圓則虧，水滿則溢、惡貫滿盈，必遭天譴，等等不勝枚舉的精詞妙句，都在無數(shù)次印證，因果報應，是不能夠也不可以一竿子打下水的！
　　 三言二拍，借助于人們這一樸素直白的愿望，升發(fā)對好人的傾情贊助之意，強調對惡人理應獲譴遭報的詛咒之語，是不能被無視的，竊以為，這就是國人心目中的天之大道，人世滄桑。不應該提到唯心或是唯物的哲學層面上，被放大細究的。也可能這本身就是一種中國人的哲學。
　　
　　 五
　　 洞窺一下馮、凌老先生的所思所想，亦不排除他們在構思有的小說結尾，也是刻意在編織一個原本不太可能，卻還是想給人以驚喜、希望，勸人向善的華麗尾巴?？赡苓@也是應和對抱有期待，乃至幻想的讀者，對文中主人公結局的一種美好的設計，而作出的回答。
　　 一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把被薄情郎莫稽，深深傷害，推入江中，曾經(jīng)深愛著他，并助他成就功名的柔情女子金玉奴，硬寫出了申斥譴責，切齒棒打之后，還會聽從義父勸解，與薄情郎再續(xù)鴛鴦夢，破鏡重圓這樣一個大團圓的結局，這無疑應該是一個敗筆。
　　 既違背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天理初衷，也是與主人公愛之深，恨之切，懷一輩子的心靈噩夢，絕不可能與狼共舞，再同衾共歡這一整個故事，不相一致，大大違和的。
　　 幸好，由此改編的京劇《金玉奴》，編導慧眼以貂尾換之，將結局改寫為，棒打薄情郎之后，當即將其趕出洞房。后金玉奴義父又參奏一本，革去了莫稽前程，這才還了事實與人物的本來面貌，亦符合因果報應，惡人自當自食惡果，有了一個天理昭彰，大快人心的結局。
　　 這部名著幾百年來，經(jīng)久不衰，迄今仍擁有相當大眾的讀者。再細讀思之，似一幅徐徐展開的全景長軸，而在反映明代廣闊社會的萬千圖景中，那一個個社會底層女性，尤其是淪落風塵的女子，靈動鮮活可愛的身影，以及她們對痛苦的呻吟，對愛情和正義的追索，對未來美好的憧憬與向往，都成為了一個個故事的主角，被馮、凌兩位老先生述諸于正篇，凝練成文字，吸引牽動了萬千讀者，這并不多見。
　　 竊以為，這應當就是構成這部古典名著，無限魅力之所在的一個多姿多彩的側面。也是確定這部名著，在古典文學的長河煙海中，“直掛云帆”“長風破浪”，極具價值，不可多得的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
　　 2024年7月于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