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老師就是一項純潔而神圣的職業(yè)，極受人們的尊敬。尊敬且生動的具體表現(xiàn)就是把老師與父親并列，放到了至尊的位置，所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
　　 古代的老師有兩類，一類叫座師，指得是科舉考試時的主考官和閱卷官，因有伯樂識馬之功，雖未教授過學業(yè)，但也被舉高到了老師的位置，有時甚至比那些塾師還要尊貴；一類叫塾師，就是私塾里教書的先生，為他人授業(yè)解惑
　　 座師自然都是官員，并且都是科舉及第的進士一類。塾師一般和官場無緣，但也都是飽學之士。有的是運氣不佳，祖墳未生蘭草，一肚子“之乎者也”，但就是考不取功名；有的是對仕途心灰意冷，雖然功名在身，但一味心思坐館教書；還有的則是因種種原由離開官場又到師場來混跡的文人。
　　 中國最早的塾師大概要算孔子了，不但授業(yè)解惑，而且還建立了一整套教學制度，什么“有類無教”“教學相長”“溫故知新”，還有束脩學費制度，以及對學生的懲戒制度。把老師當作父親對待也起始于孔子，子貢就為孔子守了六年孝，比為其父母守孝的時間還要長上一倍。
　　 孟子也是一位教書先生，他的《孟子》一書，應(yīng)該就是他的講義。孟子的學生不如孔子的多，但也都是歷史文化名人，不僅傳道受業(yè)解惑，而且還建立了新的哲學體系，成為一代思想大師，這塾師就不是一般塾師可比了。
　　 我的姥爺是妥妥的孟子的后人，出生在一個沒落的秀才家庭，家里窮的揭不開鍋，但存了一閑房的書。清朝后期在其秀才父親的教導下，通過了院試考試取得了生員資格，從而獲得了秀才功名。那時的秀才是不得了的，不但有了參加府試考取舉人的資格，而且家里還給免除賦稅，就連縣太爺升堂，也可以立而不跪，這已經(jīng)是一種權(quán)威的象征了。不過這大堂上不下跪的資格，姥爺一次沒有機會享受過。兩代秀才，更是不易，太姥爺便寄希望兒子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摘得進士的桂冠，從而光宗耀祖。
　　 可惜的是姥爺屬于祖墳上未生蘭草、未冒青煙之流，取得了秀才功名后即卻步不前了，不但進士，連舉人的邊也沒有沾上，最終還是落魄于鄉(xiāng)間閭里。多年經(jīng)史子集的熏陶，已是肩不能挑擔，手不能提籃，只得操起了教鞭和戒尺，開始了“舌耕”的營生。用舌頭來耕種自己的生活，在今天的河北省懷安縣渡口堡辦起了私塾，以收取束脩為生，成了一名受人尊敬但生活落魄的鄉(xiāng)間教書先生。
　　 歷史上像姥爺這樣的私塾先生太多了，應(yīng)該說這部分人是當時中國基層教育的主導力量，是他們構(gòu)建起了中華文化文明大廈的基礎(chǔ)。
　　 《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也是這樣一位文人。出生于一個破落的秀才家庭，年輕時和我姥爺一樣熱衷功名，也是考取了秀才后就屢試不第，七十多歲才援例遞進為貢生，這已經(jīng)不是榮耀，而是對這位偉大文學家的一種諷刺。他做了一輩子的塾師，過了一輩子窮困潦倒的生活。對于塾師的感受，再沒有誰比蒲松齡更有發(fā)言權(quán)了。蒲松齡寫過一首《塾師四苦》的詩，道出了他艱難無奈的塾師生活，其中的一段云：
　　 開學不回家，清明到端午。
　　 臨期候脩金，看看日將晡。
　　 若還不至誠，留待后來補。
　　 此際好凄涼，問君苦不苦？
　　 看得出，蒲松齡那個年代，即便是在孔孟出生的“孔孟之鄉(xiāng)”“禮儀之邦”的山東，對那些教書的似乎也并不夠尊重，常常收不到“脩金”不說，而且還“禮體全不顧”，所以塾師只能“此際好凄涼”地生活著。
　　 好在蒲松齡算得上是偉人，偉人塾師尚且如此，一半的塾師生活就可想而知了。偉人和普通人的區(qū)別在于誰被后人記住得多，記住的時間長。我的姥爺如果活著，應(yīng)該有150歲，除了我今天還提起了一下，這個世界上就再沒有人提起了。我之后，我兒子都不會再提及。他像一粒沙子，融入了大地。不，不是沙子，而是塵埃，比沙子還小還輕得多的那種。
　　 蒲松齡如果活著是384歲，但我這個和他沒有任何血緣關(guān)系的外人，記得他、念叨他比記得自己的姥爺還要多得多，我的兒子、孫子還將繼續(xù)念叨下去。所以，蒲松齡先生是偉大的，是活在后人心里的，他不但是蒲氏家族的驕傲，也是中國人的驕傲，更是中國無數(shù)個塾師先生的驕傲。至于姥爺一類眾多的塾師們，只能被“塾師”二字代替。所以說，塾師們畢竟是要被人們忘記的，忘記不了的不是塾師的職業(yè)，而是塾師本人留下的文化財富，或哲學思想，或文學作品。
　　 我查閱了《清史稿》和《清史列傳》，這大概都是將來《清史》的基礎(chǔ)，但都沒有蒲松齡的名字，蒲松齡的名字應(yīng)該是被記錄在了地方志里，可惜無緣這些志書。關(guān)于姥爺，我專門請朋友幫忙，搜羅來了《懷安縣志》，希圖其中有關(guān)于孟秀才的片言只語，遺憾的是秀才在懷安這個縣域里并不是香餑餑，就像今天那個縣里出了研究生，是萬萬不會記入縣志的。至于“塾師”，更不會入志，姥爺畢竟太渺小。
　　 我不為縣志里找不到“秀才”，找不到“塾師”而遺憾，但我為蒲松齡沒能進入《清史列傳》而感到遺憾，也感到不解?！肚迨妨袀鳌防?，幾乎清一色當官的。官員永遠是人們崇拜羨慕的職業(yè)，永遠是激勵下一代奮發(fā)前進的動力，永遠是歷史青睞的對象。塾師們再純潔，再神圣，對社會再有貢獻，如果不能和官沾上邊，那注定是要湮沒在歷史渾塵之中的。這又何嘗不是老師的悲哀。
　　 姥爺那一代的塾師是要收取束脩的，也就是學費?？鬃拥臅r候是十條牛肉干，姥爺那時不再收牛肉干，當然有學生作為額外禮物敬送，那是另一回事。收取的也不是作為貨幣的白銀黃金。據(jù)母親回憶，姥爺那時收取的是糧食，以“石”來衡量，一石糧食大約300斤，兩石糧食當時就能養(yǎng)活一口人。姥爺家里有五人，日子過得緊張恓惶，可見姥爺?shù)氖杖氩⒉桓撸銖娋S持家計而已。
　　 我雖然沒有見過這姥爺?shù)拿?，但他教書先生的名望對我還是影響很大。小時候曾經(jīng)有過兩個未來的人生規(guī)劃，一個是當個大卡車司機，開著“解放”車在祖國大地上奔波，一個就是當個老師，站在講臺上，為孩子授業(yè)解惑。反正是不想放牛放羊，耕田種地。之所以想當汽車司機，是因為有一個開車的表哥，親眼目睹過他開車的“威風”。想當老師，則完全是受這個沒有見過面的姥爺，以及村里的孫老師的影響。在我幼小的心靈里，孫老師夾著課本，肩頭上落滿白色粉筆末子，穿著整齊的中山裝走在街上的樣子，幾乎就像家里貼在墻上的偉人一樣偉岸。
　　 后來高中畢業(yè)，還真在村里當了一年多的老師，算是實現(xiàn)了人生的第一個目標。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學會了開車，并開著車沒少在祖國大地奔跑，人生的第二個目標似乎沒有刻意追逐也實現(xiàn)了，現(xiàn)在想來都是一種極大的欣慰。
　　 我上學是1967年，是一個純潔的不能再純潔的孩子。除了村里百十戶人家顯而易見的人事、物事外，其他的沒再見過什么，心靈也就少了很多污染。心靈的污染，在于所聞、所見、所感。那會兒所聞不過家人所言以及家里的狗吠雞鳴，所見不過小村莊以及周邊不出十里遠的山坡土丘。最美好的吃食是希望能吃上一口肉，最美好的物事是黃昏的彩霞和雨后的彩虹。
　　 最感痛苦的是忍耐高燒，沒有醫(yī)治，沒有藥物，燒起來天昏地暗。每遇這種情況，母親就會用頂針把后背刮出一道道血紅的印痕來，謂之“刮霍亂子”，還有手指頭放血，一針下去，黑色的血液就流了出來，那疼痛至今刻骨銘心。
　　 在我的心里，那時最高大的山峰是離家十里的心嘴山。心里總有一個盼望，有一天能夠登到它的頂峰去，看看盤繞在山頂?shù)脑撇实降资窃趺匆换厥?。后來才知道，這山的海拔是1500米，比我們村子的海拔只高出了不到百米。山頂也上去了，山上的云也見到了，原來就是霧或者是雨。
　　 上學時，母親用各種各樣的碎布縫了一個書包，花花綠綠的，如果放在今天，就是一件民間藝術(shù)品。一次到延安，在一個門店里看到銷售這樣的包包，幾乎和母親當年給我做得一模一樣，賣到50元一個。整張的白報紙切成32開，用線縫起來，叫作“白報紙本”一共兩個，還有一枝鉛筆。另外獨特的用具是父親當會計時用的一把13檔的算盤，那時珠算是一年級的必修課程，用一根麻繩做了個背帶，左肩斜跨著書包，右肩斜跨著算盤，就到學校上學了。
　　 學校是一大兩小間土坯房，那間大房子是全村最大的房子。房子中間架著一根粗粗的房梁，村民們稱之為柁，這是全村人家的房子里都沒有的。柁上掛著兩張用白報紙寫成的和兩張用舊報紙寫成的大字報，一半粘在柁上，一半耷拉著，開門關(guān)門時就被帶進的風吹得嘩啦啦飄動，有點像出殯時的招魂幡子。大字報的內(nèi)容是批判孫老師的，在孫老師的名字上還打了個紅叉，那是用老師批改作業(yè)的紅墨水打的，是村里的紅衛(wèi)兵小將書寫張貼的。
　　 正面是講臺，墻的正中掛著一塊涂了墨汁的木板，算是黑板。黑板的上邊，正中掛著一張毛主席的畫像，兩邊是用紅紙剪出的宋體大字“好好學習”“天天向上”。黑板的旁邊掛著一把教學用的特大黃色毛算盤，算盤桿上綁了白色的豬鬃毛，算盤子推上推下，都能固定在算盤桿上。一個小桌子算是講臺，講臺下面靠北墻盤著一個大炕，大炕上擺著學生們從家里帶來的小方桌充作課桌。上課的時候，大家脫掉鞋子上炕，盤腿坐好，開始聽老師講課。
　　 第一天上課，孫老師一進門，先領(lǐng)著大家高喊口號。然后，孫老師筆直地站在那里，低下頭對學生們說：“現(xiàn)在我做自我批判！”然后開始背誦毛主席語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边@些儀式進行完畢，孫老師開始正式講課。這些儀式，特別是“自我批判”儀式，我是不懂的，高年級的孩子估計也不懂。但孫老師一絲不茍，按照有關(guān)“領(lǐng)導”的要求，每次上課，都要“自我批判”一次，而每次都背誦這段毛主席語錄。
　　 孫老師是個30多歲的小伙子，大學生，因家庭出身是富農(nóng)，所以沒有分配工作，發(fā)配到我們村當起了令人尊敬，但每天都要自我批判的老師。全村一至六年級都在這里上學，都由孫老師一個人教讀。他的字寫得特別好，就像書上印出來的一樣，他站在講臺上講課，那招魂幡子一樣的大字報在他的面前不時飄動一下，好像是在提醒他，這是靈魂深處的革命。一堂課也見不到孫老師一點笑容，他顯得十分的疲憊，那樣子似乎還不如在地里種地的村民。
　　 我就在這里被孫老師啟蒙了。第一天學得不是“山石田土口耳目人手足”，而是學得“毛主席萬歲”五個字，幾乎重復(fù)寫了一個白報紙本子?；厝ナ艿搅四赣H極嚴厲的呵斥，一張白報紙要足足的四分錢，我一天就用了一張，家里怎么能供的起。
　　 除了這五個字，第一天還學到了更重要的東西：老師是可以批判的！也是在這一天，我忽然覺得，老師這個職業(yè)不但不偉岸，甚至還有點渺小……
　　 四十年后，我的兒子考上了師范大學。師范大學自然是培養(yǎng)老師的，畢業(yè)后他自己在廣州找到了一份教書的工作。我提出了異議，從心里不愿意讓孩子教書，不是說教書不好，我貧困潦倒的姥爺，還有面對招魂幡子一樣的大字報講課的孫老師的影子，總會浮現(xiàn)在我的腦海里。兒子極其孝順，尊重了我的意見，終于沒有去當老師，雖然他畢業(yè)時就取得了教師資格證，還考取了“心理咨詢師”執(zhí)業(yè)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