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出現(xiàn)了以文化懷舊為主要方式的敘述，在對上海進行描寫的時候往往“掐掉中間近四十年的歷史，把九十年代的上海與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直接焊接在一起”，它以“淮海路”作為中心地標，將目光主要投注在燈紅酒綠的繁華上海中，試圖大大簡化上海的歷史。
　　 在這種背景下，王安憶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上海作家，她試圖破開迷霧，寫出一個真正的上海，在王安憶“尋找上?！钡倪^程中，她先后創(chuàng)作了《長恨歌》、《富萍》、《桃之夭夭》等諸多作品，從這一系列作品中可以看到王安憶為了展現(xiàn)真實的上海所做的努力，她試圖表現(xiàn)自己對上海日常生活的感受，用反思的形式寫出真正的上海。
　　 在王安憶塑造上海世界的過程中，其創(chuàng)作風(fēng)格、人物形象等有著一定的變化，這說明她的這些作品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之間有著一定的連續(xù)性?！堕L恨歌》中描寫的是有著布爾喬亞式精致的上海生活，她的這種創(chuàng)作引起了評論界的爭議，有人認為這部作品和其他懷舊作品一樣，描述的也是“繁華舊上海的挽歌”，但是也有人認為其真實地再現(xiàn)了上海四十年間的動蕩變遷，“戳穿了今天不知痛癢的都市懷舊夢的虛假與幻滅”，如果說對于《長恨歌》的理解還有一定分歧的話，那么其后的《富萍》、《桃之夭夭》則更好地構(gòu)筑了王安憶心中的上海世界，展現(xiàn)更為真實的、民間的上海，如《桃之夭夭》，雖然寫的是和《長恨歌》相同的時代背景和地點，但是卻落筆在上海市井，寫出了人性之善，所以被認為是王安憶的“嬗變和突破”之作。
　　 要了解王安憶創(chuàng)作的變化及其連續(xù)性，就要從《長恨歌》、《桃之夭夭》入手，分析她是如何塑造上海世界的，本文將從上海典型生活、女性形象和上海情懷等方面入手，分析王安憶是如何完成從《長恨歌》到《桃之夭夭》的蛻變，最終塑造一個不同于“文化懷舊”的、真實的、市井的上海世界。
　　 【一】
　　 《長恨歌》所描寫的上海從繁華的四十年代到社會主義時期，體現(xiàn)了從輝煌到實惠的蛻變過程，在四十年代的上海，王琦瑤過的是繁華的生活，但是過渡到了五六十年代之后，她身上“上海小姐”的光環(huán)漸漸地退去，她的生活也漸漸地回歸了實惠之中，這種變化正體現(xiàn)了當(dāng)時上海的時代背景。然而，王琦瑤卻并不能完全屈從于這種時代的變遷，她并不像《流逝》中的主人公一樣主動地進行自我改造，而是依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之內(nèi)，繼續(xù)過著精致而悠閑的生活。在她的生活中，有各種和燙發(fā)、打麻將等有關(guān)的閑適生活，甚至還有挑繃繃、拼七巧板這些閑人才會有的生活經(jīng)歷，對于“吃”的方面也是如此，即使無法做到和過去一樣奢華，她也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nèi)讓自己盡量吃得精致一些，所以才會有烤年糕、烤山芋、烤魚干、涮羊肉、做蛋餃、磨糯米粉、炒瓜子等各種對于“吃”的描寫，這些“吃”的內(nèi)容不奢華，但是卻精致，正好體現(xiàn)了實惠的上海生活特點，比如芝麻湯團，其中的糯米粉是泡了一夜之后，王琦瑤用磨子一點點磨出來的，芝麻是她自己用石臼搗出來的，就連西瓜子也是在夏天吃西瓜的時候存下，曬干之后得到的。
　　 在作者的心中，這種生活情調(diào)就代表了當(dāng)時上海市井小市民的生活特點，這個生活世界是和外面的世界發(fā)生的政治大事件無關(guān)的，是日常最瑣碎的生活經(jīng)歷。然而，這種生活也是和當(dāng)時生活在上海最底層的勞動人民的生活格格不入，因為王琦瑤們不需要擔(dān)心自己的生計，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和金錢可以圍繞著如何讓自己“吃”得更加精彩而想盡辦法。所以在這里作者給大家展開的是一個以體現(xiàn)了一定日常性的繁華之景。王琦瑤們已經(jīng)無法再回到繁華的舊日了，所以只能夠靠在“吃”這個問題上追求物質(zhì)性來體現(xiàn)自己的人生價值。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描寫王琦瑤式的生活，作者還在《長恨歌》中寫到了無產(chǎn)階級式的生活方式，如薩沙和蔣麗莉就是如此，在這里作者將他們的生活和王琦瑤進行對比，她通過王琦瑤的口說出了對薩沙等人的鄙視，王琦瑤認為這些人身上散發(fā)著樟腦丸的陳舊氣，而且過著茍且偷生的生活。作者用薩沙向王琦瑤請教如何做黑洋酥等方面入手，說明了薩沙等人對王琦瑤懷著羨慕之情，除了飲食外，作者還通過蔣麗莉的家像集體宿舍，墻上深一塊淺一塊，蔣麗莉?qū)ν蹒幠莻€穿鵝黃色羊毛連衣褲的女兒表示羨慕等方法從住房條件、穿著服飾等方面來反映了無產(chǎn)階級式的生活方式，和王琦瑤進行對比。
　　 從作者的論述中可以看到，作者對王琦瑤的這種在實惠中追求精致，遙想當(dāng)年繁華的生活方式感到十分認同，但是，作者卻也在同時想到這樣的描寫可能并不能真正反映和代表上海，于是作者便再一次對上海背景形象和人們的典型生活進行反思，并在《桃之夭夭》中可以看到作者對于上海典型生活背景的重新設(shè)定。
　　 【二】
　　 在《桃之夭夭》中，作者在描寫上海生活背景的時候描寫了一種和《長恨歌》有所不同的單純健康的生活樣式，作者的這種嘗試其實在《富萍》等其他作品中就能夠看出，在《富萍》中作者就曾經(jīng)描寫淮海路的底層生活和棚戶區(qū)的鄉(xiāng)村生活，更寫了比棚戶區(qū)更低賤的梅家橋，而這個地方卻被作者稱為仁義之地。
　　 從這個變化中可以看到作者在描寫上海時代背景的時候已經(jīng)從浮夸的上海和虛偽的詩意中脫離出來，轉(zhuǎn)而開始尋找真正有歷史感的上海背景，找到真正的上海市井生活。這一點在《桃之夭夭》中表現(xiàn)得更為明顯，在這部小說中作者已經(jīng)找到了自己心中真正的上海世界，她用一種單純而健康的生活樣式來描寫這種上海市井生活。
　　 可以看到《桃之夭夭》中的主人公郁曉秋過得其實并不如意，在生活中她處處受到人們的排擠，但是即使生活十分坎坷，郁曉秋還是過出了屬于自己的單純而健康的生活，而這就是作者所想要展現(xiàn)給人們的新上海人的生活背景。在小時候，郁曉秋就能用很少的錢來吃出新花樣，她不僅吃著棒冰、粽子糖等自己喜歡的東西，而且還吃出了創(chuàng)意，如將奶油糖和花生放在一起吃，吃出了花生奶糖的效果。可以看出郁曉秋從小就是一個很懂得如何享受生活的人，但是這種享受和《長恨歌》中王琦瑤的那種精致的生活又有些不一樣，可以算是苦中作樂的生活。
　　 除了飲食方面以外，《桃之夭夭》還通過其他的方法來展現(xiàn)了世俗的上海生活，在這里的上海世界依然體現(xiàn)了歷史的日?；?，就算是席卷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在這里也被輕描淡寫地進行描繪，如笑明明只是被隔離了一段時間，就重新上班，郁曉秋的上山下鄉(xiāng)也顯得輕描淡寫，在郁曉秋的心中完全沒有和何明偉談戀愛之類的事情重要。笑明明在政府縮減工資之后也顯得隨遇而安，通過辭退仆人的方法來節(jié)省開支，這些都說明上海人在時代大背景之下依然能夠保持自我生活的空間，保持自己市井的簡單生活，他們可以根據(jù)時代的不同來隨時改變自己的生活狀態(tài)，讓自己在個性化的生活中保持自我的單純和健康。
　　 如果將《桃之夭夭》和《長恨歌》中王琦瑤的生活對比一下就可以發(fā)現(xiàn)，王琦瑤在時代背景變化后還想要回憶以前的精致生活，而《桃之夭夭》中的人物則在時代背景變化后主動通過改變自己來適應(yīng)這個時代的變化。從這里可以看到在《桃之夭夭》中作者找到了另一種抒寫上海典型生活的方式，構(gòu)建起了一個新的、市井化單純健康的上海世界。
　　 【三】
　　 要塑造心中的上海世界，那么就要塑造居住在這個城市中的人，在《長恨歌》中王安憶就塑造了一個典型的上海女子王琦瑤，正如作者王安憶所說，她塑造這個人物的目的是通過這個人物來抒寫自己心中的上海世界，“要寫的其實是一個城市的故事”。
　　 王琦瑤這個人物形象之所以會讓很多人認為其具有懷舊情結(jié)，主要是因為作者在描寫這個人物的時候亦真亦幻地描寫了四十年代的上海，并且圍繞王琦瑤競選“上海小姐”這個故事情節(jié)而展開，在這樣的描寫中，自然會敘述舊上海的燈紅酒綠。而這部小說的第二部分則講述了上海解放后的情景，一直發(fā)展到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在這段時間內(nèi)，王琦瑤過著布爾喬亞式的精致生活，這自然也很容易會讓人想到王琦瑤在這個過程中回憶著自己在老上海繁華世界中的生活。而第三部分則是從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一直寫到王琦瑤死，這個部分闡述了新上海的風(fēng)貌。然而如果仔細去分析的話，就可以發(fā)現(xiàn)王安憶通過種種描寫在塑造王琦瑤的時候?qū)懗隽似洹吧虾Ｐ〗恪比A麗外袍下的實惠性，這是上海市井居家之人所具有的心態(tài)，而這才是王安憶真正想要透過王琦瑤這個人物形象展現(xiàn)的內(nèi)容。
　　 王安憶在塑造王琦瑤的時候并非將她的一生寫得過于波瀾壯闊，而是在字里行間加入一些瑣碎的凡俗之事，用來襯托她小女人的凡俗生活。以王琦瑤的愛情生活為例子，她作為“上海小姐”理所應(yīng)當(dāng)?shù)爻蔀榱艘粋€要員的外室，但是生活的軌跡卻并沒有向上層社會發(fā)展，那個要員喪命之后她經(jīng)歷了幾場沒有結(jié)果的愛情之后就成為了未婚媽媽，這樣的經(jīng)歷和上流社會繁華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反而讓她過得十分艱難，但是她卻憑借著上海女人特有的精明在那個非常年月之中活了下來，她的存活不是因為她的身上懷有“上海小姐”的高高在上，而正好是因為她在內(nèi)心里有著上海女性獨有的韌勁，體現(xiàn)了她在繁華的都市表面所暗藏著的那顆“實惠”的市井之心。
　　 正如王琦瑤自己所說，她是在芯子里做人，見不得人的，卻是實惠。這一點王安憶在《長恨歌》中不僅通過王琦瑤這個人物對自己本身和對自己生存的環(huán)境感知來描寫，更從作者本人的角度來進行反思和觀察，在塑造人物的時候運用了一定的反諷效果，用來表達作者自己的觀點。王安憶在《長恨歌》中曾經(jīng)寫到“三小姐其實最體現(xiàn)民意”，“三小姐卻與我們的日常起居有關(guān)，是使我們想到婚姻，生活，家庭這類概念的人物”，通過這段論述可以看出，作者在定義王琦瑤這個人物的時候是透過其輝煌的外表來看待其內(nèi)里的日常性的，所討論的“婚姻、生活、家庭”等問題也正是普通人所考慮的問題，這正說明了作者在設(shè)定這個人物的時候更想關(guān)注的并不是懷舊情結(jié)，而是其實惠的日常家庭生活。
　　 【四】
　　 可以看得出，王安憶在塑造王琦瑤的時候還是體現(xiàn)了一定的懷舊性的，但是在塑造《桃之夭夭》中的郁曉秋時，她卻重新塑造了一個全新的上海典型人物，那就是市井觀音郁曉秋。可以看得出，作者對這個人物的塑造投入了很大的情感，正如她自己所說的一樣，她想要將她塑造成一個救人救己的市井觀音的形象，她具有生命力，在不自覺之中對看不起她的哥哥姐姐進行了救贖。
　　 郁曉秋的出身讓人想起可能和懷舊故事有關(guān)，但是小說卻并沒有向著這個方向發(fā)展下去，郁曉秋作為傳奇女演員的女兒一出生就成為了人們非議的對象，人們從關(guān)注郁曉秋的身世開始，隨著郁曉秋的年紀逐漸增長，人們對她的注意漸漸地轉(zhuǎn)移到了她的身體之上，開始用“風(fēng)流”來形容郁曉秋，人們甚至還會將她的容貌和外表和不健康的事情聯(lián)系起來，認為她的長相就讓人覺得惡心，如果自己和她打交道的話，就會連自己都變得低下了一樣。
　　 在這種情況下作者卻用自己的語言來替郁曉秋進行辯護，認為郁曉秋的身體變化其實體現(xiàn)出了一種生命力，作者用帶著贊賞的眼光來描寫郁曉秋，表達了自己對這個人物形象的贊美之情。除了外表以外，作者還內(nèi)外兼修地描寫了郁曉秋的內(nèi)心世界，在作者的創(chuàng)作中，郁曉秋并沒有用自己的身體來要挾何明偉，而是將情感放在了首位，在何明偉提出要分手的時候，她做出了理性的回答。
　　 郁曉秋的生活中充滿了不幸，除了何明偉這個巨大的打擊之外，其他的小事也連續(xù)不斷地折磨著她，腰鼓隊不想讓她參與其中，集體戶也想要排斥她，就連游行慶典的活動她也沒有資格參加，然而郁曉秋卻在這一切不幸的打擊中堅強地活著，體現(xiàn)出了女性所特有的堅忍不拔的勇氣，她依然將生活過得很有滋有味。郁曉秋在生活中體現(xiàn)出了以情制勝的獻身精神，這主要體現(xiàn)在她用自己的努力挽救即將破碎的家庭上。這個將感情看得很重要的女人為了挽救破碎的家庭，竟然答應(yīng)做了姐夫的續(xù)弦，而事實上她對于姐夫并沒有什么情感，她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照顧家中老小。作者對郁曉秋的這種獻身精神投以很高的評價，認為她的內(nèi)在精神達到了一個很高的程度，而郁曉秋所做的一切犧牲最終也得到了收獲，她和丈夫的情感日?，嵤轮新刈兊脠A潤了起來，她的生活也漸漸趨于圓滿。
　　 王安憶以女性作者特有的敏銳感知到了郁曉秋身上閃爍著的生命力，并被她的獻身精神而感動，她認為這樣的女性才是真正能夠代表上海的人，是新上海人的典范。
　　 【五】
　　 在談及《長恨歌》的時候，王安憶曾經(jīng)提到，她認為這部小說雖然很適時地給懷舊提供了一些材料，但是實際上這是一個很現(xiàn)實的故事，它講述的是“軟弱的布爾喬亞覆滅在無產(chǎn)階級的汪洋大海中”，然而如果聯(lián)系小說來進行分析的話，就可以發(fā)現(xiàn)其實王琦瑤之流的布爾喬亞情結(jié)非但沒有被覆滅，反而使得薩沙等無產(chǎn)階級之人對他們的生活產(chǎn)生了一定的羨慕，他們對這種生活有一定的認同感。所以說與其說《長恨歌》中所描寫的上海精神是純無產(chǎn)階級的，已經(jīng)讓布爾喬亞完全覆滅在其中，倒還不如說它其實是帶著一種淡淡的懷舊之情的，只是這種懷舊之情顯得比較軟弱，可以稱之為軟弱的懷舊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