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稱得上是絕世才子。
　　 六歲時，他便能作詩，且構思巧妙，詞情英邁，被前輩作家稱贊為其家族的“三株樹”之一；九歲時，他讀了顏師古注的《漢書》后，撰寫了《指瑕》十卷，指出了顏師古的解注錯誤，展示了獨具的慧眼；十歲時，他飽覽六經(jīng)；十二歲開始，他在長安學醫(yī)，先后學習了《周易》《黃帝內經(jīng)》《難經(jīng)》等，對“三才六甲之事，明堂玉匱之數(shù)”有所知曉；十四歲到京城，上書朝廷，顯示了遠大的政治理想，受到大方之家稱贊；十五歲，他才思泉涌，筆端生花，撰《乾元殿頌》，文章綺麗，驚動圣聽，使得皇帝大贊此文詞美義壯，連呼“奇才！奇才！奇才”，他的文名因之大振；十六歲，他被封為朝散郎（一說十四歲即得到此官職），成為朝廷最年少的命官。文學創(chuàng)作中，他創(chuàng)造了文壇上能不用草稿而只憑“腹稿”就妙文一揮而就的奇跡，贏得了“一字千金”的美譽，民間甚至流傳出神仙用神力片刻之間送他到千里之外大展才華的神話，連他的死都說成是因天帝愛其才華而被招到天上去寫新樓頌詞。直至現(xiàn)代，人們對他的喜愛仍然有增無減。詩人、評論家鄭振鐸把它稱作“東方的黎明之神”；毛澤東評價他“高才博學，為文光昌流麗”,并且把他和賈誼、王弼、李賀、夏完淳等列在一起評點，“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影視藝術中把他當成主角的作品更是不計其數(shù)。
　　 他就是王勃，生于公元650年，死于公元675年，一個只活了25歲的才子。但是他在活著的時候就已經(jīng)被推為“初唐四杰”之首，連詩圣杜甫都盛贊其才思如“江河萬古流”。他寫下的歌頌友誼的名句“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婦孺皆知，他寫下的《滕王閣序》流芳千古。即使到現(xiàn)在，經(jīng)過一千五百年的時光的淘洗，他存世的作品，依然有詩80多首，賦和序、表、碑、頌等文90多篇，《王子安集》16卷，《漢書指瑕》10卷，《周易發(fā)揮》5卷，《次論語》10卷，《舟中纂序》5卷，《千歲歷》、《平臺鈔略》（一作《平臺秘略》）10篇，《合論》10篇。從這些傳世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每年的創(chuàng)作數(shù)量之可觀。假如他能夠像正常人一樣活下去，哪怕只活到人們的平均壽命，中華文化的寶庫中不知會增加多少美妙的詩文著作，難怪連毛澤東這樣的偉人都感嘆他“死的太早了”！
　　 他的確才華卓著，倜儻風流，放浪不羈，孤標傲世，因而成為無數(shù)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心中的偶像。
　　 他更被無數(shù)文人墨客引為同調：滿腹詩書卻落寞終生，風華絕代卻英年早逝……
　　 然而，王勃為什么會英雄無用武之地，為什么會英年早逝，卻的確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古往今來，論者大多把原因歸為社會的不公，俗流的排擠打擊。這些因素固然是重要的。但是，細細推來，王勃自身的因素也是不可忽視的。可以說，才子王勃給人們留下了很多值得思考的人生啟示。
　　 王勃的人生浮沉，主要集中在三件事上。
　　 一是十六歲時因為作《檄英王雞》被逐出朝廷。此時王勃已經(jīng)官居朝散郎，成為當時最年輕的官員，并且經(jīng)他人舉薦，擔任了沛王府修撰，贏得了沛王李賢的歡心，更得到了唐高宗的嘉許，真正是春風得意。這樣發(fā)展下去，王勃應該是順風順水，可以大展雄圖了。但是，在沛王和英王斗雞時，王勃寫了一篇《檄英王雞》，唐高宗認為此文是在沛王、英王兄弟之間挑撥離間，因此王勃被逐出朝廷。
　　 二是二十一歲時在虢州參軍任上擅殺官奴。公元671年秋冬，王勃從蜀地返回長安參加科選，朋友為他在虢州謀得一個參軍之職，他第二次走上仕途。就在任虢州參軍期間，他收留了犯罪官奴曹達，后來又怕走漏風聲，便殺死曹達以了其事，結果犯了死罪，幸虧遇大赦才沒有被處死。這次被禍，宣告了他仕途的終結。
　　 三是王勃出獄后在家里停留了一年多，即公元672年，朝廷宣布恢復他的舊職，他主動拒絕，沒有接受。
　　 關于前兩件事，論者大多認為王勃是掉入了別人設計的陷阱之中，遭到了嫉賢妒能者的陷害。在充斥著爾虞我詐的官場，出現(xiàn)這種事情不足為怪，王勃因此被禍，容或有之。但是，仔細揣想，發(fā)現(xiàn)根本原因還在于王勃自身。盛唐時斗雞走馬在豪門貴族之間雖然是尋常之事，可玩物喪志畢竟是人生乃至社會之大忌，連李白這樣倜儻不羈的人物都說“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黃狗賭梨栗”，何況是關系江山社稷的皇室？王勃本是朝廷命官，又是天下聞名的神童才子，其名人效應可想而知。我想，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別人的慫恿，才華的賣弄，亦或是領導的命令——寫這樣的文章，都表明王勃的不成熟。他憑著自己的才情和苦心經(jīng)營剛剛打通的仕途，就這樣毀于一旦。2000年版的拍攝得很唯美的電影《王勃之死》，在此處添加了英王到監(jiān)獄里羞辱王勃的情節(jié)，恰到好處地刻畫了少年王勃的幼稚和遇到大事時的誠惶誠恐，很好地再現(xiàn)了王勃當時的心靈軌跡，而客觀上恰好說明《檄英王雞》的確產(chǎn)生了挑撥離間的負作用，證明了高宗判斷的正確，王勃的確犯了社會的大忌。
　　 關于第二件事，不論是否有人陷害，因窩藏罪犯，知法犯法，丟官丟命，王勃都是咎由自取，不可再以少不更事作為失敗的理由了。以王勃之才華，能夠在九歲時指摘大師顏師古的錯誤，卻難以發(fā)現(xiàn)自身的缺陷，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其做事的率性魯莽、我行我素、不計后果于此暴露無遺。這樣的才子，這樣的行事與結果，不能不說是極大的性格悲劇。而這一點，2000年版《王勃之死》描繪成曹達為保護王勃主動自殺，王勃則因此對曹達的戀人彩霞負疚終生，借此手法表現(xiàn)王勃的善良與多愁善感，是難以自圓其說的。
　　 至于672年，朝廷宣布恢復他的職位，他卻主動拒絕一事，大多數(shù)人認為是因為王勃已經(jīng)視宦海為畏途，不再想踏足仕途，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王勃雖然儒釋道思想具足，卻還是以儒家思想為主的；可他十四歲時開始汲汲營求，現(xiàn)實受挫折后不去尋找原因就看破紅塵，這樣的做法，其初心何在，又哪里符合儒家“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積極入世的人生態(tài)度呢？剛過加冠之年，就對一切心灰意冷，這樣的人生理念，不是幼稚，不是自暴自棄，又該怎樣定義呢？至于他到交趾縣去看望因受他擅殺官奴之牽連的父親，回歸途中又不顧老漁夫的勸阻，顧自蹈海踏浪卻又驚悸而死，又怎怪得他人？只能說其任性剛愎確實是無以復加了！
　　 的確，王勃是絕無僅有的天才詩人、學者，他的早逝也確實令人嘆惋；但是縱觀他的一生，給世人留下的卻絕不僅僅是文化上的可惜?？梢哉f，王勃一生是不缺“貴人”提攜的。朝廷對他也是包容、認同、贊賞有加的。少年時前輩的夸獎鼓勵，初入長安時劉祥道的提攜舉薦，二次入仕時朋友的幫助，三次朝廷要把他的官復原職，包括寫《滕王閣詩并序》后，文章傳到宮里，又引發(fā)高宗激賞，多次高呼“大唐奇才”，要把王勃請回朝廷，予以重任，這些都足以說明社會對他的認同度。這種程度的厚愛，這種程度的包容，歷史之上，有幾人曾經(jīng)獲得？由此觀之，王勃之死，個人性情習慣的確是主導因素。
　　 儒家思想認為，人生在世須“立德立身立言”。王勃只適合做一個詩人或是學者，詩歌需要的是個性，是率真、自由、我行我素，是天馬行空般的浪漫，這樣的性情才可能有卓爾不群、超越前人的生花妙筆；王勃不適合仕途經(jīng)濟，政治需要的是共性，是敬畏、規(guī)矩、旅進旅退，這樣的素質才可能描繪和諧安寧、繁榮昌盛的社會藍圖。少年才俊，如果沒有正確的人生觀，如果沒有堅韌不拔的意志，沒有敬畏的心態(tài)，只是靠著詩人的感性，靠著自我的狂放，最終是難以做成大事的。詩歌的感性和狂放，碰到律法的鐵網(wǎng)，鮮有不碰得頭破血流體無完膚的。以王勃的才學，未能吸收如賈誼、夏侯玄、王僧達等等的教訓，反而重蹈其覆轍，實在可悲可嘆。還是古人說得好，“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才能“知明而行無過”，王勃一生的宦海浮沉，英年早逝，應該成為年少輕狂、不知敬畏者的最好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