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初出生的，八歲差三個月上公安路小學。過去公立小學須滿七歲才能念書，不能通融。一九六六年六月畢業(yè)，念完了小學，正趕上文化大革命開始，教育革命的風暴席卷了全中國，升學統(tǒng)考受到沖擊而被取消。就近分配，長竿趕鴨子似的把我們統(tǒng)統(tǒng)撥到了麟趾路的武漢八中。
　　 因小學沒有把底子打好，我的漢語拼音和普通話沒有過關，作文也中不溜的。班上寫文章出眾的是兩個女同學，住在公安街的白小玲和如壽里的顧麗娜，她倆會用華麗的詞藻往文中堆。不久教室后面有了圖書角，書架上不是小人書，也不是小說，而是比小人書薄一點、頁面大一點、文字稍長并配有插圖的連環(huán)畫。這種圖文并茂的書對我們很有吸引力。
　　 過完了小學的最后一個暑假，九月一日我高高興興地上學了。沒想到開學的第一件事，是參加半個月的“干打壘”勞動，每天早晨在學校旁邊的鐵路邊坐市里通勤火車去郊區(qū)磚瓦廠，下午再返回。等我們學工勞動結束返回學校時，已經停課鬧革命了。那時街上到處扯著“革命師生大串聯(lián)”的橫幅，我們這些十三四歲的初一學生也亳無例外地加入了全國大串聯(lián)的隊伍之中。
　　 我是老師把我們自愿組合后剩下的七個男同學捏到一塊的。稀里糊凃地去了一趟上海，手上一張介紹信，坐車、吃住簽個字就行了。
　　 離開了學校，放散了的鴨子再想收攏就很困難了。記得剛入學時的教室，在進校大門一二十米的大樓的一樓左邊的第一間，經過串聯(lián)后已挪到了三樓的樓梯口旁，門框上的班級牌子也變成了三連七排。
　　 回到了課堂，算是把散放的鴨子又圈進了院子。
　　 上文化課，少得可憐。斷斷續(xù)續(xù)上過幾天課，有一個講農業(yè)基礎知識課的年輕女老師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講的內容是人工養(yǎng)魚，新編的教材都是與工農業(yè)生產密切相關的，大意是魚塘里可以混著養(yǎng)白鰱、“胖頭魚”、草魚、鳊魚什么的。因各自的生活習性不同，活動的范圍不一樣，吃的飼料也有區(qū)別，可以互相利用的。如吃水藻水草的魚在上一層活動，排泄物下一層的魚可食用等。本來十分枯燥的生物鏈內容，經她眉飛色舞的講解很吸引人。她的干練發(fā)型，像五十年代的老電影《南征北戰(zhàn)》中張瑞芳扮演的女游擊隊長的發(fā)型，舉止投足，頗有氣質。
　　 走進高中的教室，雖說教學環(huán)境已經完全恢復了，但學的東西與以前相去甚遠了。除了去工廠，去土地堂、東西湖參加“雙搶”等，還參加戰(zhàn)備軍訓、批判資產階級教育路線活動。
　　 高中兩年，在課堂里的時間不多不說，理化教材變成了工業(yè)基礎也不說，沒完沒了的“紅與?！钡挠懻摵团小白x書無用論”攪合在一起。學雷鋒的課外活動也蠻有趣的，什么理發(fā)組、洗衣組、縫紉組等，五花八門。我參加了王小春的理發(fā)組，他從家里翻出一個綠色的小木箱，每天提去提來的。一天在操場上開大會，戴著眼鏡的高個子副校長高楚鴻從王小春旁邊過，好奇地問了一下，他說：“好別致！”是嘆息這個小玩藝屈為發(fā)剪發(fā)刀之用，還是鼓勵我們參加社會活動的創(chuàng)舉他沒說，斯文的知識分子扔下一句話就走了。
　　 重返校園門，是我下放農場務農二年半后，七四年九月推薦上了湖北中醫(yī)學院，在中藥系學習。不算第三年的畢業(yè)實習，在教室里上課的兩年“文革”尚未結束，讀書的氣氛一點也不寬松，就當時鬧得沸沸揚揚的學習朝陽農學院的張鐵生，重返農村當農民的政治活動，其不良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當時還有一部電影叫《決裂》，有一句精典的臺詞：馬尾巴的功能，對知識的蔑視可見一斑。加上平時極少考試，且為開卷解答；畢業(yè)后，每人有一個不用操心的鐵飯碗。在那樣的環(huán)境下，學生能學到多少東西全靠自己了。
　　 回想起自己的學生生涯，還算是幸運的，或多或少沾了一點校園的墨水。想到同齡的人，初中畢業(yè)就到農村去插隊落戶，日后大多數(shù)人被抽到工廠當工人，因生計所迫無緣重拾書本，心里總有點苦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