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夏，我走出了我的最后一個校門，其實就是第二個校門，即初中校門，走進了農(nóng)村──準確說，當時應(yīng)該叫農(nóng)社──這個“廣闊的天地”，接受革命的洗禮來了。這一干，就是五十多年。在起初的幾年，每到那個別離校園的紀念日，我都要謅上幾句詩，感慨一番。比如“同窗故友遠八方，根正心紅競風光。我幸田間陪日月，渾身塵土滿頭霜”之類。期間也曾邂逅過一些同班或同屆的發(fā)跡或沒發(fā)跡的學友，但是，見面打個不冷不熱的招呼之后，就再也親熱不起來。誰叫咱“根不正心也不紅”并且“渾身塵土滿頭霜”呢？唉！那咱就老老實實安分守己地在“田間陪日月”吧！
　　 今年──2019年，距離那個年份已經(jīng)有五十五年之久，并且在三年前我就已經(jīng)暫離了那塊熬煉了我足足半個世紀的熱土，投奔了在京城工作的我的兒子，這一下我與那些“同窗故友”更加“遠八方”了。然而就在今年，竟然在返鄉(xiāng)辦事時見著了兩位老同學。因為與他們的見面在我心里激起了波瀾，所以記述下來留作紀念。
　　 他倆都姓張，都是男生，在校時都屬“弱勢群體”，畢業(yè)后也都在農(nóng)村生息，并且家庭都很困頓。有這么些共同點，所以就放在一篇文章里；但因為是分別見到的，還得一個一個地分別寫。
　　 第一個見到的叫張云起。當年老師看他老實厚道又勤快，封他為勞動委員。當了這個官不要緊，干了無數(shù)的大頭活。本應(yīng)該大家干或者輪流干的活，因為他支派不了那些“心眼比他來的快”的人，只好自己“起表率作用”。畢業(yè)后他也沒考上學，也得到“廣闊天地煉紅心”。但他的政治條件比我優(yōu)越，“根正苗紅”，在生產(chǎn)隊里當了多年的會計，身上的塵土自然比我少了幾兩。然而，家庭的狀況，卻比我糟心多了。
　　 他也是只有一個兒子，但是他的兒子患有精神病。如今三十多歲了，光棍一根，還得靠父母看管。我們相見，竟然是在縣醫(yī)院里。我老伴在京期間，查出有胃息肉，需要用微創(chuàng)手術(shù)切掉。但北京的各種費用太高，我們只好回家，在縣醫(yī)院治療。他的兒子此時不單是精神不好，還患有咽喉炎，正在住院。我們雖然意外相逢在同一個醫(yī)院里，但還真沒有多少閑空和閑心交談。過了幾天，他的兒子要出院了，他找到我們的病房，要請我到外面吃個飯。我苦笑著說：你看我能走得開嗎？見我不去，他又掏出三百元錢，要“表示一下心意”。我厲色說：“咱們都是住院的，若論條件，我比你強多了。我能收你的錢嗎？你是不是想讓我給你表示表示？”他諾諾連聲，急忙把錢揣進兜里，退出病房。我一直把他送出大樓，望著他那張憨厚的臉，真不知該說點啥好。
　　 第二位叫張金。此公當年就有點神經(jīng)質(zhì)，寫字時手發(fā)抖。寫漢字還湊合，可是寫俄文抖出幾道彎來就不行了。教俄文的老師總責令他返工重寫。我是俄文課代表，為他求了情，我們的感情就親密了起來。他平時說話，頗有孔乙己的風格。在我們畢業(yè)典禮的那次大會臨結(jié)束時，有一個自由發(fā)言項目，他是唯一上臺的人。他并不幽默，也沒有口才，但是他那滿篇詞語都互不搭配的現(xiàn)場發(fā)揮，引起了全場師生的哄堂大笑。可惜的是，這樣一篇精彩的演說我竟然連一句都沒記下來。
　　 我知道他住鎮(zhèn)東南大榆樹村，我家在鎮(zhèn)東北新發(fā)堡村，我們相距四十里地。用現(xiàn)在的眼光看，這不過是咫尺之遙，而在以前，就如同天涯海角。這次我回來，參加了大榆樹村一個親屬的婚禮。特地拐了幾里地，我終于找到了他。模樣沒有變，只是黑發(fā)變成了白發(fā)；手仍然抖，但沒加重。我報了我的名字，他的聲音就哽咽了。
　　 他有兩個兒子，都不在家，具體什么情況，沒顧得多問。他的老伴是殘疾人，不會說話，并且智障?？梢韵胍?，女人這半邊天挑不起來，家境該是什么樣子。多少年前我就聽說我這同學改了名字，把張金改叫張窮。如果不是親身探訪，真想象不出他窮到什么程度。三間小磚房，是政府給蓋的。屋里沒有一件完整規(guī)矩的東西；從炕上到地下，衣服、被子，糧袋，碗筷，所有的物品，要多破爛有多破爛。就是這種家居環(huán)境，為我領(lǐng)道的一位鄰家大嫂介紹說：你的老同學平?？上矚g看書啦。聽她這一提示，我這老同學立刻接茬說：你愿意看書嗎？我給你找兩本。我問：你的書放在哪里？他從屋角一堆雜物中拽出一個編織袋，袋子里面就像百寶囊似的裝著亂七八糟的東西。他翻騰了一下，拿出一本缺篇掉頁無頭無尾的書，說：拿去吧。我沒接他的書，我也找不出貼切的詞語表述我當時的心情！
　　 在這五年之前，也就是2014年，是我們畢業(yè)離校五十周年。當時我曾張羅過同學聚會，請同學們互相轉(zhuǎn)告。可能一是因為年頭太多，大多聯(lián)系不上；第二也可能是發(fā)起人太沒有號召力，結(jié)果全班四十多人只有七人響應(yīng)。上邊的這兩位，不用說，連個通知都接不到。直到今天，張窮也沒玩過電話和手機。那次相聚，因為有三位是家居四平市的，于是，由其中的一位大款在四平市的一家飯店安排了酒席，并且摒棄了我的AA制的提議，獨自買了單。散席后，都互留了電話，希望以后“多多聯(lián)系”。我不知道別人，反正我自己直到今天，連一個電話也沒接到。
　　
　　 2019年7月29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