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記憶，適合在深秋的清雨里回憶。
　　 父親留在我腦海中另一次深刻的印象是我不到六歲的時候，那是一九七二年夏天的一個日子。為工作和生計忙碌的父親，終于有一天空閑下來，和周圍的幾位鄰居結(jié)伴上城趕集。自然，寵小的父親是必然要帶著我的。
　　 母親對父親說：“你今天不是還要到城關(guān)中學看望你的朋友嗎，彬彬太小，走路慢，今天不要帶了！”
　　 母親的話對于我來說簡直是青天霹靂！好長時間沒有進城了，怎能不去？
　　 “媽！我也要去！”就在我滿臉的不高興時，慈愛的父親淡淡地朝母親說道：“彬彬快一年沒有到城里去了，應(yīng)該讓他經(jīng)常見見世面，這對孩子今后有好處。誰知道他這個年齡在今后長大后會干啥呢！”
　　 母親的眼睛柔和了：“我知道你又要到那里討吃要喝！記住了，不要給你爸丟人現(xiàn)眼！”
　　 聽到父親決意要帶我進城，自小還算機靈的我趕緊跑到母親跟前說：“媽媽，我不會讓爸爸背的，我的鐵環(huán)滾得比爸爸走的還快！”
　　 我是家里最小的，平常哥哥和他們的伙伴上城時總嫌我拖累，所以上城對我來說實在是一件奢侈的事——當時我的母親基本不進城，整天忙于一家九口人的吃喝穿戴；父親禮拜一到禮拜六在李堡育紅中學教書，禮拜天忙于上山干農(nóng)活。
　　 七十年代的西北農(nóng)村是很貧窮的。八、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朋友們可能無法感受我們那個時代、那個年齡段、在那個封閉赤貧環(huán)境里作為孩子的愿望：到城里去逛逛，看看滿街道的人來人往和熱鬧；吃一小碟五分錢的酒醅子，那種用白小麥或燕麥做的、甜而不糯略帶酒味的家鄉(xiāng)小吃（因為地處山區(qū)，小麥坡地產(chǎn)量低，我們落戶的那里當時很少種小麥，只種高粱、玉米、糜子、谷子、蕎麥和土豆）；買一毛錢的麻子磕磕，我磕麻子的利索勁就是那個階段跟著我父親練成的。
　　 父親帶我和三哥隨眾到城里后，由于時間緊，酒醅子沒有吃上。但中午的那一頓飯，給我的童年刻下了刀痕一般的記憶，至今難忘。
　　 接近中午，我們來到了學校。門崗的李爺爺一通電話，老師們從各自的辦公室聚了過來，噓長問短、甚是熱情?，F(xiàn)在想來，那時候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干凈得如同雪花般純潔，簡單得如同一杯白水般透亮，沒有絲毫的虛情假意和深不可測。
　　 他們許多都是當年父親的下級，邀請到家吃飯，既是當年最大的禮遇，也是表達誠心的唯一手段。然而，聰明的父親堅決不去，一一謝絕。因為他知道大家的日子都過的緊巴巴的，我們的應(yīng)邀，無疑會給他們原本緊張的日子增添額外的開支。
　　 最后，態(tài)度堅決的父親終究拗不過大家的盛情，還是折中地帶我們?nèi)チ艘恢眴紊淼耐趵蠋熌抢铩?br />　　 清晰記得，當時王老師在他的單身宿舍里給我和父親、三哥炒了一大盤雞蛋，熗了一個黃豆芽，在街上王家老鋪子買了一大碗紅燒肉，還有一臉盆饅頭（饅頭當時沒有吃完，臨走時王老師執(zhí)意讓我們帶上了）。那頓飯，對一年只在過年時全家能吃上十斤豬肉、全年幾乎很少吃到小麥面的我們而言，簡直是享受了一次神仙的生活了。
　　 而幼小的我在臨走時天真地對王老師說：“王爸，你真好！下次我還和爸爸來看你?！?br />　　 但是，已經(jīng)沒有下次了。因為時隔不久他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
　　 后來從父親那里得知，王老師本名王峻濤，天津人，祖上系天津的資本家。解放以前，其父繼承家業(yè)，長期經(jīng)商于香港與內(nèi)地之間，后舉家移居香港。王老師本人在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yè)后留在北京，幾年后因家庭背景的影響，六十年代支邊到甘肅天水工作，從事中學語文教學工作。
　　 這么一位好人，就在我們分別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就因偷聽敵臺被很快槍斃了！
　　 但事兒并沒有結(jié)束，持續(xù)發(fā)酵了很長時間，命運多舛的父親和另外幾位老師也因他的事被斷續(xù)審查了兩個多月。
　　 在我們那兒，七十年代初某些氛圍仍然十分濃厚。只要在收音機上偷聽香港、臺灣等地的電臺，一經(jīng)發(fā)現(xiàn)或有人舉報，經(jīng)查實后是要判死刑的。
　　 王老師被槍斃的那天，父親、母親和我一起到縣城里送他去了。
　　 站在街道邊上，在高音喇叭里“堅決打擊階級敵人！”“槍斃現(xiàn)行反革命分子王峻濤！”的口號聲中，刑車緩緩的從我們眼前滑過……
　　 很清楚地記得，王老師緊緊地閉著雙眼，完全浮腫的臉一點表情也沒有。我不敢相信看到的事實——這是給我吃紅燒肉、吃炒雞蛋、吃白面饅頭和那天吃飯時喜歡把他的手輕輕放在我頭上的那一個好人嗎？
　　 父母毫不掩飾的淚水靜靜地流著。我只覺得，父親抱我的胳膊緊緊地匝住著我的身子，使我動彈不得。
　　 那天晚上，父親似乎聽不到母親叫他吃飯的聲音，一個人坐在院子里石榴樹下的石墩上，一口一口地抽著廉價的水煙。
　　 ……
　　 由于王老師在祖國沒有親人，遺體是組織上通知父親和幾位故友匆匆埋掉的。下葬的時候，一口薄皮棺材，一套他相對新一點的毛藍衣服，一雙母親連夜趕做的、白底黑面的布鞋……
　　 他沒有留下任何遺言。一九七九年，王老師被平反昭雪，屬典型的冤假錯案。當年秋天，他的父親，一位年邁的老人在父親的陪同下（當時的政策只特許一個人辦理入境），在王老師被槍斃葫蘆河河灘、在王老師東山上的墳頭前靜坐了半天，聽父親還原著他和王老師之間的友情、王老師的為人和事情的經(jīng)過。
　　 此后不久，老人又一次回來，在父親和眾多故友的幫助下將王老師的遺骸用一個很大的、非常精致的楠木箱子整整齊齊地裝走了。
　　 老人臨走時，給七年前和那天幫忙的朋友每人五百元錢，五十斤全國通用糧票。臨天水車站上火車時，老人只叫我的父親買站臺票送他，同時又給了父親七百元錢，一百斤全國通用糧票和五十個銀圓。
　　 父親說當時他堅決不要。要知道，那時父親一個月七十九點五元的工資是當時我們那里很高的收入了。
　　 老人攥著父親的手說：思敏，你是峻濤最好的朋友，峻濤是我唯一的兒子（王老師有三個姐姐和兩個妹妹，均隨他父親在香港定居。），他是因執(zhí)意報效祖國才留在了北京。沒有想到，他竟落了個這樣的結(jié)局……因為不便，沒有帶多少錢，以后家里要是有困難或者急需，一定要來信給我。話畢，從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張便箋，上面寫著通訊的地址。
　　 上車后，老人再一次從窗口探出頭、伸出手來，竟然毫無顧忌地拉著父親的手痛哭起來……
　　 父親說，那是他看到的、那位閱盡世事的老人兩次往來惟一的一次流淚！
　　 一九八一年，我們家也隨著父親的平反艱難返城了。由于父親是一個資歷很深的教育工作者，組織上多次動員父親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而父親總是以種種理由婉言謝絕了。
　　 記得他嘴上常說的一句話：“我已經(jīng)是老民盟會員了。入黨是一件很光榮的事，但我年齡大了，這個機會讓給年輕人吧！”
　　 這是一段真實的歷史，不是空穴來風的創(chuàng)作。
　　 我今天只是忠實地將它記錄下來，深怕無情的歲月如流水般把這份記憶沖刷干凈，對不住王老師當年的好，也對不住仙逝多年的、我善良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