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讀了知名作家閻連科的一篇文，題目是《中國文學的悲哀在于許多作家在寒冷中，比別人多有一件棉襖》，對我觸動很大，忍不住想說幾句話，發(fā)表下自己的見解，就算是文評吧，不妥之處歡迎大家跟評。
　　
　　 簡而言之，這篇時評讀后發(fā)現(xiàn)里邊講了兩個問題，一個是“異音”，一個是“棉衣”。
　　 先說第一個“異音”。
　　 開篇，作者認為現(xiàn)在的社會，現(xiàn)今這個時代，已“不是產(chǎn)生偉大作品的時代”了。像十九世紀20世紀那個產(chǎn)生偉大作品的時代以及作家作為主角的情形已不復存在；文學已被“邊緣化”?，F(xiàn)在的作家“只能當當配角”。而這個“配角”的任務與工作當然不外乎是歌功頌德粉飾太平了。這些從下面的議論中便可以看出。作者提出了一個觀點，說現(xiàn)在文學的“異音”已經(jīng)銷聲匿跡了，已經(jīng)聽不見那“真實的吶喊”，看不見“記錄社會真實”的作品了，更聽不見批評時局的聲音，看不到批判的鋒芒，作家只有唯唯點頭的現(xiàn)狀。
　　 然后，列舉了不少外國文學大家，佐證關于“異音”的論點。有大名鼎鼎的十九世紀俄國作家托爾斯泰，有美國的海明威，還幾個名次不大的作者。說這些外國文豪們之所以名垂青史，原因是他們都敢于發(fā)出“異音”，能寫出當時的“真實”，一言以蔽之，能“批判現(xiàn)實！”
　　 以此為據(jù)，又說這些大家們之所以會如此偉大，是因為們親歷了事件始末，知曉其中內(nèi)情。“托爾斯泰若不參加衛(wèi)國戰(zhàn)爭，若不當兵參戰(zhàn)，他能寫出《戰(zhàn)爭與和平》嗎？”……云云。說只有經(jīng)歷過的作家，才可以拿出真實的不朽之作。
　　 這個說法，也不是不對。作家就是要深入生活，深入社會，親臨第一線才能有所體會有創(chuàng)作的素材，才能寫出有價值的作品。盡管是老生常談但理論上還講得通。問題是，下文他又扯上了新冠肺炎。
　　 作者先講道，在此次大疫面前，全國人民、全人類空前地走到了一起，“結(jié)成了一個命運共同體。”這說法確實一語中的，不可謂總結(jié)得很到位，然下面的意思就有點兒曖眛不清甚止含沙射影了。他說什么新冠竟是從武漢發(fā)源，是“從中國特色社會的縫隙里流瀉出來的！”說在此疫面前，中國敢講真話的作家鳳毛麟角，而只聽見歌舞升平；聽見把哭聲寫作了慶祝的鞭炮聲；只看見把血跡用鞋底抹掉的造假行為。說作家們不正視痛苦悲慘的疫劫，而卻在忙于慶功賀喜，貼金歌功。
　　 這些言詞，單從字面上講，似乎覺得作者很有正義感，能痛砭時弊。但是，我們細一分析便不難發(fā)現(xiàn)，這一說法只是空中樓閣，沒有事實來支撐，也有點兒偏頗偏激不符合辯證法。
　　 在災難面前，固然不應回避殘忍與不幸，應該如實記錄；但是，鼓勵斗志，歌頌英雄，以筆為武器給抗疫前線的勇士們擂鼓助威，鼓勵患者戰(zhàn)勝病魔的斗志，號召國人團結(jié)一致打贏這場阻擊戰(zhàn)，難道就有問題嗎？難道就不是直面現(xiàn)實反映現(xiàn)實？只有記錄哀傷和眼淚，記錄某些失誤，把這些負面的東西予以宣揚才算是“吶喊”，才算是為抗疫做貢獻，才算是一個有良知的作家嗎？
　　 在后面的文中作者還把這些文章比作炮彈，說這些作家的“吶喊”力量巨大，可以使敵人倒退！這不是在說夢話吧？如果有此能量，我們天天罵罵街，天天數(shù)落當局，指責一下他們的失誤就萬事大吉了，為何還要費神費力去建雷神山火神山，還要全國齊動員，成千上萬白衣天使上前線呢？
　　 在此前的文中，作者曾說過現(xiàn)在的作家無力、無奈、無助，沒法改變現(xiàn)狀。說詩和文章既不能當槍炮又不能當面包，更抵不上一條口罩的作用。而這時一轉(zhuǎn)身又變了說辭，把專寫負面，專講“真話”的文章，來說成無所不能的利器，說成了可以嚇退敵兵嚇走新冠病毒的萬能神器。是不是有點兒前后矛盾？或說話不負責任了？
　　 下面，看第二個問題，關于“棉衣”的論斷。
　　 作者強調(diào)，“現(xiàn)在中國的作家，在寒冷中比別人多一件派發(fā)獎勵的棉衣！”
　　 這個斷言的不嚴密處，與其說它沒有認真思考，不如說他是別有用心罷了。
　　 議論文，不只是拿出來一個論點就完事了。還應用相應的論據(jù)事實來佐證來充實。而此說卻沒有給出這些應當有的填充材料，叫人霧里看花越看越迷糊?！懊抟隆边@件比別人多出來的棉衣究竟是什么？是實物還是虛擬，是工資還是獎金？還有，那個“寒冷的天氣”指什么？是冬天？是自然界的變幻，還是指某一社會現(xiàn)象社會現(xiàn)狀？作者應該清楚，隱喻和借代的修辭手法，在政論性的時評文章中是不提倡運用，更不提倡半遮半掩；退一步說，即使使用手法無妨，那下面我們索性探究一下這個隱喻。
　　 首先，我們權(quán)把它理解為針對時局吧，因為本文的核心是講時局，是講新冠疫情下的中國作家群體現(xiàn)狀。那么，“寒冷的天氣”當然就是當今的政治氛圍而不是什么自然變化的冬季三月。既如此，當前的“寒冷”具體表現(xiàn)在那些地方？是高壓政治嗎，當前我國的社會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會主義”，是“新時代”。
　　 第一，我們國家的體制是人民民主專政；政治體制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它既沒有一言堂的獨裁統(tǒng)治，也沒有最高領導的一錘定音，沒有封建帝王的“朕即天子”；而是國務院三駕馬車定事兒。雖說主帥的意見也很重要，但也要取得全體認可方能生效。其次，社會上也沒有嚴酷打擊不同意見、抓現(xiàn)行反革命的現(xiàn)象，沒有搞白色恐怖動輒將不同政見者投入監(jiān)牢的情形。國家政體的基本面應該是好的，上層建筑也是在勵精圖治夙興夜寐的為國運費神，為利民費心。這是不爭的事實。懲治腐敗，精準扶貧，掃黑除惡等運動，不也證明上層在為民謀福祉，為國謀強盛，為政謀清廉嗎？
　　 再看看百姓生活狀況，比起改開前的社會現(xiàn)狀與百姓生活，何止是天淵之別！忍饑挨餓衣不蔽體的現(xiàn)象還能找見嗎？當然，全國的發(fā)展還不是很平衡，在某些邊遠閉塞山區(qū)仍有待提升改善，但總體來看，仍是比前好了不少，作者應該也不會對此有異議。
　　 第二，我國的國際地位不斷提升，現(xiàn)已成為在國際社會很有影響力的國家，已經(jīng)敢與軍事大國相抗衡而不再讓人任意宰割。在國際事務中，我國有了一定的話語權(quán)。國家的綜合實力已上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某些尖端科技已居世界前列。在大災大難前，國家的抗風險能力空前強大，與有些國家相比有明顯的優(yōu)勢。
　　 所以說，這一被作者命名的所謂“寒冷氣候”的社會現(xiàn)狀并不存在。
　　 那么，“比別人多的那件棉衣”又是指的什么？在這兒又在起的什么作用呢？是指作家的高待遇高稿費，還是別的什么暗物質(zhì)？如果是指待遇優(yōu)渥，那未免言過其實了。比作家待遇高的不知還有多少人呢！工作拿報酬天經(jīng)地義，何況在我國凡勞動者均有一份等身的工資在手，作者在此又怎能說只有作家群才有“一件多出的棉衣”呢？
　　 如果作者不愿明示其中含意，我們也就不妨在這里作一個大膽假設吧。愚以為，作者所謂的“棉襖”應該不外乎是上級的心意。如能按上級的心意辦，寫符合政府領導旨意的文章，就會得到保護得到獎掖，就會“在寒冷天氣里比別人多一件上頭派發(fā)獎勵的棉衣！”說得很隱晦卻也并不難解。注腳就在文中那句“上面派發(fā)的”上，稍動腦子就能譯出。
　　 這就是作者的真實心理，他對寫正面文章表示了不齒，表示了鄙視，認為那是一件不該穿的“棉衣”，是使作家“邊沿化”的體現(xiàn)，是作家寫不出大作，不敢“真言”，不敢直面“吶喊”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因而耿耿于懷，說是作家們沒了良心甘當御用文人。
　　 這一理論使他的“棉衣”說看起來十分勇敢十分公正，更顯出自己的“清流”本質(zhì)。
　　 但是，明末的“清流”們，只會高談闊論，指責朝廷這也不對那也不對，而在關鍵時刻，在關乎江山社稷存亡之際的表現(xiàn)如何呢？馬士英就是明例，只有舉手投降的“壯舉”，哪有為國捐軀的“壯行”？難道還要讓這一歷史重演？作家食國綠拿著納稅人的錢，卻不宣傳光明專去挑揀陰暗，也恐怕不太合適?！翱照務`國”的事例應該引以為鑒。所以，對文藝界加強管理并非多余之舉。對那些不利于國家，不利于團結(jié)，以及毒害人們心靈的污穢作品，不加制止任其泛濫，后果應該不是國人的希望的。
　　 再說說那幾個外國作家，那些為本文作者所推崇乃至請來做榜樣的幾個世界級作家們，其中不論是托爾斯泰寫出巨著，還是海明威留下不世名篇，以及那幾個作家們的大作，并非如本文所講全是所謂的“直言”，也并非他們在書中只宣揚苦難、殘忍與黑暗；他們的作品，在揭露丑惡的同時也在張揚著正氣，弘揚著積極向上的力量，歌頌不屈不撓地抗爭精神，以及扶困濟危、悲天憫人的博愛情懷。從《戰(zhàn)爭與和平》和《老人與海》等許多名著中，相信不難看出其中那股蓬勃的正能量和勇敢樂觀的人生觀。
　　 還有，這些作家們也并非因為身上沒有“那件上面派發(fā)獎勵的棉衣”而寫出了洋洋大作，實際上他們也各自都有一個足以支撐其安心創(chuàng)作的生活環(huán)境與物質(zhì)保障。托爾斯泰有莊園，海明威有薪水，生計不成問題。
　　 然后，我們再看看作者的另一段話，在他的時評中，把現(xiàn)在社會比作“奧斯維辛”。據(jù)有關資料查尋，“奧斯維辛”是一個地名。1939年，波蘭被納粹德國占領，奧斯維辛便由納粹德國控制，從此“O?wi?cim”一詞被納粹改成了“Auschwitz”。1939年底，當?shù)丶{粹和警察頭目計劃，并由德國納粹選址在此修建一座集中營。最終集中營建立在奧斯維辛城邊開闊地帶，此處為鐵路交通樞紐，便于運輸“犯人”。主營是整個奧斯維辛地區(qū)集中營的管理部門所在地。
　　 不難看出，現(xiàn)今的中國已在作者眼里成了當年納粹鐵蹄下的集中營！這一說法不僅讓人駭目，更叫人記起了那話：“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沛公也！”作者的用意是什么已不用解釋。
　　 因而，不能不讓人質(zhì)疑以下幾個問題：一是現(xiàn)今共產(chǎn)黨領導的中國，從哪一方面比是當年的“奧斯維辛”？是共產(chǎn)黨屠殺了平民百姓或官吏儒生嗎？是不是對反腐懲惡有異議？是的，反腐的長劍斬落了不少貪官污吏，掃黑颶風打掉了不少惡霸狂徒。但這難道在作者眼里就能認為是法西斯行為？看看現(xiàn)今社會，黨和政府不僅減免了幾億農(nóng)民的“皇糧國稅”，而且又倒貼給廣大農(nóng)戶種糧補貼、還林補貼等等優(yōu)惠政策，更別說那不漏死角全面開展的精準扶貧，低保五保醫(yī)療保險，使人人老有所依病有所靠。
　　 究竟作者的出發(fā)點是為了針砭時弊促其改觀，還是專挑不足專寫陰暗而不看大局不顧主流，以達到一葉障目，抹黑現(xiàn)政權(quán)的目的呢？把現(xiàn)今社會比作法西斯集中營？這樣的結(jié)果又能讓作者從中得到什么好處？是能得到某些人的贊譽，還是能從中獲取可觀的經(jīng)濟效益？
　　 這一疑團，應該在作者的行文中已給出了答案。
　　 作者要求有良心的作家去寫所謂的“真實”，進行“吶喊”，否則便認為作家都是“配角”，都是昧著良知在寫作。他斷言現(xiàn)在已不是出偉大作品的時代了，傳世之作已在前兩個世紀出完了。這話未免有點未卜先知的味道吧？
　　 固然，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出了不少鼎鼎有名的大作家和文學巨著，如作者推崇的托爾斯泰等，就連中國也出不少大家巨匠。如明清時期的小說代表作《紅樓夢》，新中國成立后的《人生》與《白鹿原》等（陜西作家）。同時，作者也可能忘了，文學史從來都是一條縱線，這條線總在向前延伸，與時代同步，而不是在某一階段戛然而止停滯下來。從上古時期的《詩經(jīng)》到春秋戰(zhàn)國時的《離騷》，從李白、杜甫到柳永、李清照、辛棄疾，從竹林七賢到唐宋八大家，從志怪小說《聊齋志異》到演義小說《三國演義》，以及《水滸傳》和聞名遐邇的神話小說《西游記》，諷刺小說《儒林外史》，一路傳承下來，每個朝代都有名家的名作問世。為什么會作者就預料到今后沒有大作了呢？是悲觀過度還是預測術(shù)的問題？
　　 至于網(wǎng)絡為禍源之說更有點牽強。不錯，隨著電子科技迅猛發(fā)展，信息化浪潮確實在沖擊一切改變著人們的生存方式。但斷言是這一變化擠掉了作家的創(chuàng)作天地，從而寫不出佳作之言，恐怕還缺乏進一步的證據(jù)，只能算是一個臆想罷了。如果能認真地看看各家網(wǎng)站發(fā)布的作品，應該說其中也不少堪稱大作的，無論嚴肅文學還是休閑文學作家，他們都在不懈耕耘，最有名的作者作品也有不少。
　　 所以，文學作品的優(yōu)劣與知名度，原因應該不是文學作品的載體是什么。文字作品的傳承工具，從上古時的樹葉竹簡，到活字印刷術(shù)后的紙張，再到今朝的電子傳真，一路走來愈走愈先進，人們的閱讀也罷存儲也罷比之前更方便快捷更安全保險。所以，不是改變文學承載體文學傳承就會斷了鏈子，它只會因載體的變更而愈加先進更為科學。這應該也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吧。
　　 在文中，作者的觀點是現(xiàn)在的文藝政策不太寬松，輿論管束較嚴。這話應該一分為二地看待。嚴與寬是一個對立統(tǒng)一體。嚴有嚴的好處，寬有寬的長處。認為只有寬松的環(huán)境才會出精品，作家才好盡情發(fā)揮，認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現(xiàn)象多產(chǎn)生于政治寬松的時代。然不可忽視的是，這些時期的政治也相對比較混亂，如春秋戰(zhàn)國和魏晉南北朝，如安史之亂的唐代。政治昏暗，戰(zhàn)爭頻仍民不聊生?！爸扉T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闭?quán)更迭也如走馬燈，上層統(tǒng)治者奢侈糜爛不顧百姓死活。這些情狀與今天的社會環(huán)境相比是不是有天壤之別？在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中，作家詩人憤懣悲哀，憂國憂民之情澎湃，以訴諸筆端泄之也就理所當然毫不奇怪了。然今天的社會生活平安，海晏河清，對于老百姓來說沒有戰(zhàn)事之憂，沒有顛沛流離之苦。沒有杜甫《三吏》《三別》中所描寫的情形。那種不僅生存無保障且有國破家亡之災的現(xiàn)實已成為歷史。百姓生存現(xiàn)狀大幅改觀，正在朝著小康邁進。在這種生存環(huán)境中，如果仍覺得不滿足，仍要“秉筆直書”，仍要“吶喊”，就未免有點兒過頭，有點不識好歹的意思了。當然，如作者列舉的，以武漢疫情，以這場戰(zhàn)爭來抓捕政府的不足之處也不失為一可行辦法，可看看結(jié)果便不駁自散。疫情開始后，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的所作所為，疫情發(fā)展現(xiàn)狀與國外的對比等等現(xiàn)實事例，已經(jīng)堵上了作者的口?？挂邞?zhàn)斗中的某些失誤還真不應該被放大成反面文章的素材！
　　 可以看出，這篇文章的出現(xiàn)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代表目前社會上一部分人的觀點，代表了一個社會群體的意見。
　　 然而，仔細思一下，國家若不從輿論上給以治理，不給文藝界以約束，不分良莠任其瘋長的話，那最后的結(jié)果恐怕不會太樂觀。現(xiàn)在總有一些人不太不安分，社會好他也鬧不好他也鬧，如新疆香港，如之前的邪教組織等等。這些人總會無風起浪，鉆制度空子。而他們追求的無非是西方的自由，是烏托邦式的無政府主義。他們要求照搬外國的制度，認為西方社會的自由就是人類社會的樣板。但事實如何呢？遠的不說，就拿今年的抗疫來說，究竟哪種社會制度更好，不是已經(jīng)一目了然了嗎！
　　 如果真放開“言論自由”，其后果會怎樣？滿大街游行示威，就如香港之例；肆意殺戮平民百姓，就如新疆暴亂；淫穢書刊泛濫，色情暴力張狂……這些惡劣現(xiàn)象怎么收拾？國將不國家將不家，社會秩序失控，各種惡勢力抬頭。西方國家的自由，不正是這一幅圖畫嗎？不正是這所謂的自由孕育了這些不安定的因素嗎？
　　 在本文收尾處，我們再來看看這篇時評的藝術(shù)手法。
　　 首先，它的論點模糊，沒有一個旗幟鮮明的觀點。一會兒說應允許“異音”，一會兒說作家身上有一件“上面派發(fā)獎勵的棉衣”。一會兒說作家的作用有限，“無奈，無力，無助”，一會兒卻又說在疫情來臨時，作家的“真言”比大炮還厲害，是救世良藥，與之前他講過的作家的作品”還不如一個口罩一個面包”形成了“以子之矛擊子之盾”的尷尬，自相矛盾。
　　 再就是，議論文講求論據(jù)充分，事實翔實可靠無懈可擊，政治色彩濃郁的時評更應如此。而縱觀全文，作者并沒有給出有力的證據(jù)，來證明二十世紀后未出現(xiàn)文學大作，證明作家都成了“配角”這一論點。
　　 現(xiàn)在，雖然網(wǎng)絡已普及到文學領域，但也不能說文學創(chuàng)作已進入死胡同，作家已變?yōu)榱擞梦娜撕凸凸贰?br />　　 另外，作者對“寒冷的天氣”和那件“多出來的棉襖”之說也沒有給以明確解釋，而是藏頭掩面讓人猜謎語。即迷幻小說，應該有伏筆有點睛的，本文啥也沒有。
　　 另外，文章引用了不少外國大作家，說他們是親歷者，敢講真言。這種做法有拉大旗作虎皮之嫌。
　　 不知以上評價對否？歡迎大家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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