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諸子百家”中，唯有“墨家”是以姓氏而命名，且在那個時代影響頗大，流傳廣泛，曾被譽為“顯學”，在“百家爭鳴”里還有“非儒即墨”之說。然而，自從進入秦漢之后，墨家就徹徹底底的消失了，《墨子》也就成為一部寂寞的書。年輪滾滾，時代變遷，“墨家”在沉寂2000年之后，又被專家學者重新推向前臺，再次煥發(fā)出他原本的光彩。
　　 之前，我基本不知道“墨家”是什么東東，也就更不知道《墨子》書里講了一些什么。就是這個原因更引起我讀《墨子》的興趣，先后買了三個版本，分別看了一遍。讀后，雖然理解膚淺，學才愚陋，但是聯(lián)想到曾讀過的道家、儒家和法家的幾本書，在潛意識里為“墨家”的沉寂而惋惜，再回首個人工作生活經(jīng)歷，很贊同《墨子》的思想主張，用個時髦的詞語，由衷地為“墨家”點個贊。
　　 《墨子》全書有五十三篇文章，按照先秦諸子的成書慣例，可以推測《墨子》一書并非墨子一人所作，其中不乏有其弟子記錄整理而成，但縱觀全書能明顯代表墨家的思想體系。全書以論說文為主體，語錄體的較少。在文筆風格上，樸實無華，通俗易懂，也沒有多少寓言、卮言，其思想觀點鮮明，且直接作為每篇的題目。在具體論述中，每篇文章都是圍繞論點以嚴密的論證方式，反復究詰，不厭其煩，從多個層面彰顯墨家學說。從《墨子》書中能大概看到墨子的身份：出身平民，是一個有相當文化知識，又比較接近工農(nóng)小生產(chǎn)者并善于同情“農(nóng)與工肆之人”的士人；他與孔子一樣，以救世解紛為己任，立說授徒，周游列國。與孔子所不同的是，他始終站在底層勞苦大眾的立場上，倡導一整套“非儒”的政治主張，這在書中《魯問》一篇中表達的淋漓盡致：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wù)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jié)用、節(jié)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wù)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wù)而從事焉?！边@段話的大體意思就是：假如一個國家昏亂，就要倡導尚賢尚同；假如一個國家貧窮，就要推行節(jié)用節(jié)葬；假如一個國家喜好聲樂、沉迷于酒，就實行非樂非命；假如一個國家荒淫、怪僻、不講究禮節(jié)，就鼓勵尊天事鬼；假如一個國家以欺侮、掠奪、侵略、凌辱別國為事，就推行兼愛、非攻。由此就會很清楚的看出墨家的“十大政治主張”。這其中的多數(shù)主張與儒家截然相反，其“尊天事鬼”更成為墨家的詬病和沉寂的直接原因。按照我讀后的理解，結(jié)合當今社會形勢，我還是很崇尚墨家的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的，包括有歧義的“明天志事鬼神”不無道理。讀后亦有遐想，難掩淺陋，不妨閑說《墨子》的幾個方面：
　　 先說墨家的核心倫理思想即“兼愛”，這也是墨子其他主張的理論基礎(chǔ)，貫穿于墨家的整個思想體系。在《兼愛》篇中云："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現(xiàn)其身?！逼湟饧?quot;兼相愛交相利"如何做呢？那就是"視人若己"，看待別人的國家就好象看待自己的國家，看別人的家族就象看自己的家族，看別人的身體就象看自己的身體一樣。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zhí)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這是墨子針對當時社會現(xiàn)實問題而提出的“兼相愛交相利”思想，其實質(zhì)就是“愛利百姓”，以“興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為己任，所有言論行動和主張皆以國家、百姓、人民之利為準繩，極力反對“強執(zhí)弱、富侮貧、貴傲賤”。難能可貴的是墨子的"兼相愛"是無差等、無對象的“博愛”，是所有人與人、國與國之間互相平等的愛，這與儒家以“親親”為基礎(chǔ)的“仁者愛人”的愛是區(qū)別的；墨子的"交相利"就是互相給予對方利益，換句話說，就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其深刻含義就是人的行為要利于人民、利于國家。墨子認為，如果人們都能夠做到兼愛，包括君臣、父子、兄弟及國與國之間都能在平等的基礎(chǔ)上相互友愛,"愛人若愛其身"，那么就會互利互惠，“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從而達到天下大治。這種理論也許空想成分過多，但是，卻也不得不承認，愛，永遠是人類煙水蒼茫的歷史長河中熠熠閃爍的粼粼波光。按照現(xiàn)在的眼光來看，“兼愛”也是創(chuàng)造和諧社會的基本條件，正如一首流行歌曲所唱：“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世界將變成美好的人間”。
　　 再說墨家的政治思想即“尚賢、尚同、非攻”。墨子的這三大主張在書中開宗明義，直切主題，每個主張都分為上中下三章進行闡述。一是墨子把賢士的任用與國家的長治久安聯(lián)系在一起，將“尚賢”看作“為政之本”，這不僅在當時，就是現(xiàn)在也有其積極意義。而且，墨子的尚賢是極為徹底的，倡導“舉義不辟貧賤，舉義不辟親疏，舉義不辟遠近”，對于賢者不拘出身，提出"官無常貴，民無終賤"的主張。他還特別反對君主單純的用骨肉之親，鼓勵任用賢者而廢抑不肖者。這事實上就是打破了封建社會的等級觀念，唯賢是舉。僅此而言，其思想之高遠與宏達已遠遠超出同時代的其他思想家。二是墨子把“尚同”作為一種治國理政的政治制度，倡導下級對上級的服從，百姓理應在公共行政上對主導者的絕對服從，以達到上下同心，推行義政。墨子認為一里之人要統(tǒng)一于里長，一鄉(xiāng)之人要統(tǒng)一于鄉(xiāng)長，一國之人要統(tǒng)一于國君，而天下之人要統(tǒng)一于天子。墨子的政治幻想就是把全天下組織成一個綱舉目張、有條不紊的系統(tǒng)。他認為，只要能夠達到“上下一致，標準一致”，就會統(tǒng)一而不會產(chǎn)生混亂，這也反映出墨家理想化而又簡單化的大同愿望。三是墨子站在勞苦大眾的立場上，極力主張“非攻”，即反對戰(zhàn)爭，和平博愛。自古及今，不論什么形式的戰(zhàn)爭，其受害最深的首先是人民群眾。尤其是墨子生活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戰(zhàn)爭頻仍，民不聊生，廣大人民群眾渴望弭兵息戰(zhàn)，休養(yǎng)生息。墨子體察到下層的民情，代表小生產(chǎn)者及廣大百姓的利益，提出了“非攻”的主張，并親自游說勸阻魯陽文君攻占鄭國，說服魯班禁止造器助楚國攻打宋國。為了避免戰(zhàn)爭，維護和平，墨子在《天志》篇中提出“七不”準則，即“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眾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這個準則，表明了墨子伸張人間正義，保障人類權(quán)益，主持社會公道，推進世界和平的偉大理想。就這一點講，仍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接下來再說墨子的經(jīng)濟思想即“節(jié)用、節(jié)葬、非樂”。讀《墨子》過程中發(fā)現(xiàn)，墨家所提出的這三大思想，似乎是刻意針對儒家的各種繁瑣規(guī)定而發(fā)的。仔細想想，如果可以脫略主張的具體內(nèi)容而只抽象看待的話，墨子的這幾項主張最接地氣，也最具有永恒意義并在每個時代都有可行性。所謂“節(jié)用”即厲行節(jié)約，反對浪費。這是墨家非常強調(diào)的一種觀點，他們抨擊君主、貴族的奢侈浪費。就墨子所處的時代而言，節(jié)用的主張亦更顯得重要。當時的生產(chǎn)力水平十分低下，人類所能創(chuàng)造出來的生活物資非常稀罕，提倡節(jié)約在某種程度上就相當于在創(chuàng)造價值?；诖耍诱J為，人類所有的消費，都應該以滿足最為基本的自然需求為限，如食能果腹，衣可御寒，杜絕一切無益實用的消費。所倡導的“節(jié)葬”應看做是節(jié)用的一個分支，在這里將此單獨提出來詳為論列，多是為了駁斥儒家的“厚葬久喪”之禮。在墨子看來，儒家的厚葬入喪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浪費，更不切實際，然而卻流風所及，遍被士林，造成極大的危害。所以，墨子針鋒相對提出節(jié)葬的主張：“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jié)；葬理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jié)于此乎”“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總的意思是說，厚葬久喪不會使貧者富、寡者眾、危者定、亂者治，這樣做就是不仁不義、不是孝子應做的事。墨子主張推行“棺三寸、衣三件、喪三日”，“死則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闭f的直接一些，就是推行簡約辦喪，死者既已埋葬，生人不當久哭，而應趕快干事，人人各盡所能，用以交相得利。這對于保存當時社會的生產(chǎn)力、增進社會財富而言，也是極有意義的。如果先賢們能想到當今社會，相對于儒家的厚葬禮儀主張，墨子所倡導的節(jié)葬”更加剴切而通達。其倡導的“非樂”則是節(jié)用的外化。他認為音樂雖然動聽，但是會影響農(nóng)民耕種、婦女紡織、大臣處理政務(wù)，上不合圣王行事的原則，下不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反對音樂。當然，從其行文主旨中可以看出，墨于也并非不能欣賞音樂的美，他的這一主張其實有很深遠的考慮，那就是在當時的社會生產(chǎn)力條件下，王公大人對于聲樂之美的追求，只會造成“虧奪民衣食之財”的后果。這不但是當時社會物質(zhì)生產(chǎn)極端匱乏下的一種無奈之舉，也是墨子對于當時社會兩極分化的一種批判。因為，統(tǒng)治者在衣食無憂情況下的沉酒聲色，是以民眾的犧牲為代價的。這就類似當今絕大多數(shù)人反對“娛樂過度化”“明星崇拜華”，具有同樣道理。
　　 最后談?wù)勀拥淖诮趟枷爰础疤熘?、明鬼、非命”。墨家之所以遭到非議而沉寂與這些觀點不無關(guān)系。如果為墨子辯駁幾句，我想，這也體現(xiàn)出墨子以唯心主義的外殼來裝飾其改造社會的良苦用心，借助“上天鬼神”的力量用來推行“兼愛非攻”，整頓社會秩序。墨子天真而且很可愛地設(shè)想，上天是有意志的，而其意志主要表現(xiàn)為“天欲義而惡不義”和“天之愛天下之百姓”，巧妙的借助外在的人格神服務(wù)于他的“兼愛”；同時他將鬼神視為無處不在的偶像，《明鬼》篇曰：“鬼神之明，不可為幽閑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心知之。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眾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币馑际钦f，鬼神能明察秋毫且具有神圣的力量，鬼神對不義的懲罰是不論身處富貴、人多勢眾、勇武強悍或有堅固武器，能必然的勝過這些。他認為，鬼神可以施福降災、賞善罰惡，從而為全社會產(chǎn)生一種共同的約束力，就能達到天下大治。讀到這里，讓我不由地想到民間社會的一些俗語，如“舉頭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為了打鬼借助鐘馗”“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等之類的說法。順著這個思路再看待墨子的主張，就不能簡單地拿唯心主義還是唯物主義去評判，因為他這一觀點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為其他主張找到邏輯原點，進而形成墨家以“兼愛”為核心的思想原動力和推動力，借助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來約束規(guī)范人類，無愧于天地眾生，無愧于自己的良知。
　　 墨子的“非命”觀點是在與儒家的爭辯及社會生活的實踐中提出的，用以打破天命論對于兼愛的阻礙。他認為，人得壽夭、貧富和天下的安危、治亂都不是由“命”決定的，只有通過人的積極努力，才可以達到富、貴、安、治的目標。墨子極力反對儒家所說的“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其“天命論”對于廣大民眾而言是針麻醉劑，是“繁飾有命，以教眾愚樸之人”的陰謀；天命思想在社會生活中極具消極作用，對于人類的創(chuàng)造性有深深的消磨與損傷。而墨子堅持不存在“天命”，曰：“以眾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不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币馑际钦f，人們亙古以來沒有見聞過“命”什么樣子，那就是絕對沒有的。他在“非命”的同時，呼吁人們要端正品行、積極作為，這些觀點在書中《修身》《貴義》《法儀》等篇中進行了反復的闡述，“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墨子之意旨于人們要在社會上有所作為，必須注重修身，信法不信命，只有每個人都盡力了，社會才會發(fā)展，這也正是人類能以自在的狀態(tài)生存在這個世界上所必須的強烈自信。
　　 讀罷《墨子》，一番感想一篇閑說，然而仍感意猶未盡。墨家為何由顯到寂，又為何“鯉魚翻身”？我又查閱了相關(guān)書籍資料，《韓非子·顯學》《淮南子·要略》《呂氏春秋·當染》等古書都有對墨家的評價，或褒或貶，都是局限于時代和立場，難做圭臬。以我拙見，墨家思想之所以衰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事物想的太天真、太正通，“理想化主義”與現(xiàn)實脫節(jié)，既想為統(tǒng)治者維護國家所需，又想為平民百姓維護自身利益做出貢獻，從內(nèi)容上有其無法避免的時代和政治局限性。還有，墨家很多主張是跟儒家對著干，在儒家成為主流的背景下，墨家是難以傳播的。然而，隨著時代變遷和社會進步，一個好的理論、好的思想總不會永久被埋沒，總會在“百花齊放”中展現(xiàn)出來，我們新中國的偉人曾評價墨子是“古代辯證唯物主義大家”，“是比孔子更高明的圣人”。由此說來，好的思想不僅要有符合時代的內(nèi)核，更需要繼承者重新認識、重新?lián)P棄，使我們優(yōu)秀的中華文化歷久彌新。
　　
　　
　　 2023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