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的父親誕辰100周年，并且也是他老人家離開我們35周年?，F(xiàn)在，不要說政治界，就是其他各界稍有名氣的人，在百年誕辰的時候，都有人給舉辦紀念活動。我在2019年就有幸被邀參加了著名現(xiàn)代詩人郭小川的“百年小川”詩歌音樂會。那時候我就想，到我父親誕辰100周年的時候，我即使搞不了活動，也應該寫一篇文章，紀念一下我的父親。
　　 當然，我的父親從哪一方面來衡量，都不能與郭小川比肩，但是，有一點倒是相同的，就是：我的父親也是一個文學上的癡迷愛好者。
　　 我父親是從舊社會走過來的人。因為家里貧窮，沒上幾年學，不識多少字，屬于正宗的“才疏學淺”那個類別的，他能與文學沾邊，并且最終還成了縣內(nèi)文學圈子里的“知名人士”，也實在值得他的后代我輩感到榮耀。
　　 我父親的履歷稍稍復雜，扛過槍、種過地、遭過難，也露過臉，到了晚年，逃出了政治旋渦之后，則一心一意地做起了作家夢。從前期農(nóng)社的業(yè)余作者變成了后期家中的專業(yè)作家。
　　 到目前為止，以我的最大能力，找到的父親第一次“變鉛”的稿子，是在1957年11月20日的《吉林農(nóng)民報》第四版上，一篇只有400多字的小建議《農(nóng)村業(yè)余劇團多排演些新劇》，但在我的童年記憶里，這并不是他“榮登”的第一篇。
　　 說實在的，這篇小稿既沒有多大文學性，也沒有什么時效性，但是，它卻是父親的助力器，讓父親為這個崇高事業(yè)拼了半生的心力。到1986年10月19日他去世為止，他一共寫出了10余萬字，發(fā)表了50余篇。這個數(shù)字雖然不大，但是以他的自身條件，已經(jīng)是頂峰極限，并且在當時縣域內(nèi)的農(nóng)民中，也算是唯一一人。
　　 2016年，也就是他去世30周年的時候，我將他的作品搜集到一起，加上我的“配言”，匯成了一個集子，取名《我非莫若》，印出來后曾在我的小圈子里散發(fā)。不客氣地說，能采用這個方式為我的父親盡孝的，我家只有我一個人能夠做得到。因為我的諸弟中除了小弟，其余都是念書比我更少的農(nóng)民；我小弟雖然是大學文科，但是他年齡小，一直在外面上學念書了，對家中和老人的事遠沒有我知道的多。
　　 給老人立傳，其實有一點點出力不落好的滋味。俗話說，知子莫若父，那么同樣，知父也莫若子。在父親的幾個兒子中，我雖為長子，但是我也不敢說我最了解父親，我更不敢說我的評價就是定論，所以我說：我不是那個“莫若”，這就是《我非莫若》書名的由來。
　　 我在書中并沒有無尺度地吹捧我的父親，當然更不能惡意貶低。我是盡量本著客觀全面的態(tài)度，來記述和評價自己的老人。我為他寫的長文《記我的父親武子成》，從準備材料到寫成，竟然用了22年的時間。我要為我的老人求個公正，為我的同輩和后代留下真實，當然也要讓知道我父親這個人的人們給個認可。我在那篇長文中說：
　　 回顧父親的一生經(jīng)歷，評判他的功過是非，我雖是他的后代，卻也是一件很難做好的事情。他的一半經(jīng)歷，是在我出生和懂事之前。若不是那場浩大的運動，我是不會輕易相信他以作家的口吻，給我們這些后代講述的那些“傳奇故事”的。現(xiàn)在我寫他，也并不是為他立傳，因為他還不夠資格；我只是要我自己不要忘記：我有這樣一個飽經(jīng)風霜屢遭磨難并且影響了我們半生命運的前輩。我在記述中，本著盡量弄清歷史、不編造故事的原則，寫進來的東西都盡我的最大能力作了考證，涉及人物全是真實姓名。我在記述中，并不想美化當然更不能丑化我的父親。我沒必要塑造出一個虛假的形象來欺騙我自己。我只是想盡量全面地把父親的個性表現(xiàn)出來。
　　 對于我父親在寫作這一方面的評述，我在那篇文章中說：
　　 在文學事業(yè)上，他太看重獲得的點滴榮譽，卻不敢承認沒有什么可以保留和流傳的東西。他寫的稿子，特別是前期寫的報道消息評論之類的稿子，時常因為失實片面鋒芒畢露或指名道姓揭人之短而招人憎恨。1979年以后，他變得聰明些了，寫了一些屬于文學類的作品，但大多意境淺顯直白，在水平上沒有突破。并且，就是這等檔次的作品，能發(fā)表出來，也飽含著編輯的一半心血。
　　 《我非莫若》所選錄的文章，是按發(fā)表時間的先后為序排列的，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從他開始起步的上世紀五十年代到1964年四清運動開始之前，第二部分是文革運動結束后到他去世前夕。在他的每一篇文章的后面，都附有我的點評及相關情況的介紹。我覺得，我的點評是中肯的，我的介紹是必要的并且是極為珍貴的，因為除了我，有些情況是別人所不知道的。
　　 他在前期寫的文章全部都投給了《吉林農(nóng)民報》，有小評論、小報道、小故事、小散文、小小說等等，基本上是以篇幅短小和態(tài)度鮮明為突出特點。通過這些“上不了多高的臺階”的“小豆腐塊”，也真實而又快捷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情況。他寫的報道和評論因為敢于直言刀刀見血而受到了《吉林農(nóng)民報》的高度青睞，曾為他出過專期內(nèi)部通訊。小評論《干枷脖》發(fā)表后引起了讀者的共鳴，報社后續(xù)還選發(fā)了讀者的討論文章，這個現(xiàn)象是很少見的。這里也順便補上一筆：“匕首文”在受到報社高度青睞的時候，也遭到了社隊干部和當事人的高度嫉恨，為他在文革運動中屢挨酷打埋下了禍根。
　　 我對他寫的這類述評稿基本是贊賞的，寫這類稿也不一定都是揭短挖私，有的屬于針對社會現(xiàn)象，而非指向哪個人。比如《哪里也沒有預備現(xiàn)成的糧食》一文，雖然文中的“被教育者”都是真名實姓，但父親并沒有羞辱他們的言辭，只是批評他們盲目搬家，告誡他們“哪里也沒有預備現(xiàn)成的糧食”，一定要老老實實地勞動，別想“外快”，這在當時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
　　 父親寫稿的選材傾向和語言風格在這些小塊文章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xiàn)，完全符合了報紙版面的要求，所以他也得到了報社的厚愛。他在1960年和1982年兩次被評為吉林農(nóng)民報社的優(yōu)秀通訊員，并且受邀在1959年10月赴省城長春市參加了吉林日報報社組織的采風團，寫了介紹經(jīng)驗的文章《我是怎樣學習寫作的》。他在1982年還被評為吉林省業(yè)余創(chuàng)作積極分子，在頒獎大會上，做了《耕耘莫負好春光》的（書面）演講。在他發(fā)表的稿件中，曾有數(shù)篇獲獎，如《“出家”隊長》《“老蔫”中考》等，《三十晚上》還獲得了被選入小學課本的殊榮。這些，都是父親大驕其傲的資本。另外，他寫的民間傳說《泉眼嶺的來歷》一文，被梨樹縣政協(xié)選入到2011年編輯出版的《梨樹文史》一書中，可惜的是，此時父親已經(jīng)去世25年了，他已經(jīng)無法知道并為之驕傲了。
　　 父親后期的寫作，屬于“創(chuàng)作”類的比重多了，篇幅也漸長了，但是“跟上時代，反映時代”就像《插犋組不要賽吃喝》那樣的“快捷精品”卻是越往后越少。1980年4月發(fā)表在四平文聯(lián)《東遼河》雜志第二期頭條的小說《冬梅》，是父親最為得意的大作，我給這篇作品下的評語卻是“篇幅最長，水平最×”。讀者李國志發(fā)文批評說：小說里批判的某些社會現(xiàn)象，恰恰是因為黨的政策的調(diào)整，已經(jīng)不復存在的東西，這豈不是“無的放矢，無事生非”？后來我知道了，李國志是遼源市農(nóng)村政策研究室的干部（那時候遼源市歸屬于四平市），他對黨的現(xiàn)行政策的理解，絕對比我父親深透得多。李國志說“我想這是因為作者對現(xiàn)實生活體察不深，膚淺，拿一些捕風捉影的問題作為依據(jù)，進行藝術概括造成的偏頗?！边@個批評擊中了父親在取材選材上的軟肋。他的很大的一部分作品都犯“捕風捉影”這個毛病，并且還曾惹了兩次不小的麻煩。
　　 1982年4月1日，《紅色社員報》發(fā)表了由他“代筆”的一封群眾來信，這是一位距我家?guī)资锏剡h的外公社的農(nóng)村姑娘的“呼吁”，訴說其父母粗暴干涉她的婚姻自由。報社發(fā)稿時還給加了編者按，可見重視程度。見報后，因嚴重失實，引起了一連串的不滿：首先是女方家長不滿，然后是當?shù)貗D聯(lián)、縣婦聯(lián)不滿，當?shù)卮箨牴绲念I導不滿，縣委宣傳部門不滿，報社更是難堪不滿。我就是不知道我父親自己滿不滿。
　　 這場風波還沒被人淡忘呢，1985年，他又捅了婁子?！都t色社員報》和《吉林法制報》先后給他刊登了《二和尚娶妻》一文。講的是一個落后青年在村干部的教育和幫助下，走向正路的故事。立意是好的，但又是嚴重失實，張冠李戴，胡亂嫁接，并且還真名實姓，給那位青年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好在這次沒有驚動官方，那位青年看在我們弟兄幾個的面子上，饒了我的父親，沒讓他賠償名譽損失。
　　 人們在發(fā)文懷念和紀念某一人的時候，就像寫悼詞一樣，只言其好，不言其差，何況我這還是紀念我的父親，更應該歌功頌德才是。但若那樣，寫了也沒啥意義，并且也違背了我在《記我的父親武子成》一文中所申明的宗旨。我雖然在這里寫了父親的這些缺點，但也不是揭瘡疤，挖短處，貶損他的形象。主要還是為了提醒我自己：若想玩文字，只要拿起筆來，就要遵守底線，堅守原則，寫出來的東西必須要經(jīng)得起時間的敲打，扛得住任何人的盤詰。
　　 父親生前，在文學寫作方面有兩個愿望：一個是能把他的東西匯集起來，雪泥鴻爪，留下點印跡；二是希望他的后代（說實在的，他主要指望的就是我）也走一走這條道路。現(xiàn)在，我可以大言不慚地說：這兩個愿望我都替他實現(xiàn)了。我沒有辜負他，愿我父親的在天之靈有所慰藉！嗚呼！
　　
　　 寫于2022年5月18日父親百年誕辰紀念日